2019/11/13-17 深圳会展中心
2019中国高新技术论坛开幕论坛 现场实录
新闻来源:高交会组委会 发布日期:2019-11-13

  时间:2019年11月13日  上午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5楼簕杜鹃厅

(主持人 王立新 高交会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深圳市副市长)

  实录内容:

  王立新: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来自伊朗、塞尔维亚、比利时等国家分管经济贸易、科技创新的政府高级官员以及国内外的权威科学家共5位嘉宾出席开幕论坛并发表精彩演讲。在此,我谨代表高交会组委会和深圳市委市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高交会和中国高新技术论坛为深圳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提供了重要平台,为中国的高新技术领域对外开放提供了重要窗口,为推进国际科技经济交流合作假设了桥梁。本届高交会以“共建活力湾区 携手开放创新”为主题,全面展示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最新成果。今天,各位重量级嘉宾齐聚一堂,将围绕科技创新、国际合作发表真知灼见,共同探讨发展的未来。

  现在,论坛演讲正式开始。首先我们有请伊朗共和国科技事务副总统索瑞纳·萨塔里先生,伊朗是著名文明古国之一,在医学、天文学、数学、农业、建筑、音乐、艺术和工艺等方面都有着巨大成就。伊朗是亚洲主要经济体之一,经济实力位居亚洲第7位,盛产石油,是世界第四大石油生产国,欧佩克第二大石油输出国。下面,我们有请索瑞纳·萨塔里先生演讲,大家欢迎!

(索瑞纳.萨塔里 伊朗科技副总统)

  索瑞纳·萨塔里: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希望通过举办此次活动能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和科技合作,加强良好关系。我希望借此机会促进两国在高新技术贸易领域友好合作关系。开放对交流国际先进产品和技术,为应对社会挑战提供了重要机遇。因此,各国合作发展和推广技术创新可以促进国家不断进步。在这一点上,伊朗始终致力于利用创新来支持社会的发展转型。经过研究人员和科学家的多年努力,我们取得了较高的科技成就。在此,我谨代表伊朗表达我们对扩大创新领域战略合作的决心,以实现互利共赢。我相信伊朗在面对不公平国际限制时以科技满足国家需求的经历,为各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因此,我想借此机会分享我国是如何从依赖自然资源向以知识型产品为主导的经济转型。

  在大家眼中,伊朗一直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这方面为我国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机遇,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我们自然资源的危险,多年来我们一直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个问题上作出抉择,是从有限的资源中创造财富,依靠过去的储备生活,还是创造新的领域,创造价值,建立未来。今天在这里我可以自豪地宣布,我们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在这几十年依赖国家生产力,使我国从以前的经济格局转变为技术型经济,得益于航空航天、信息通信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干细胞、认知科学、可再生能源以及制药和医疗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近年来通过销售原材料获取薄利已成为了缺乏效率和浪费国家生产力的方式。随着石油收入的增加,政府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同时这也抑制了各高校和国内产业的冒险精神积极创造附加值的动力,因为他们可以从中分配到廉价资金。这样的结果可能危及国家的未来,并对国家的年轻人群和创造力造成挫伤,因此需要做出重大改变。这是伊朗决心保障社会利益,我们需要通过创新创造未来。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创新已成为伊朗最重要的决策关键词之一。此外,国家对最高决策层进行了改革,整合了国家科技创新发展能力,并成立了该方面的高层决策者,如科技副总统、科学研究和技术最高研究会以及战略和新兴技术委员会。同时国家政策调整为科技发展,并调整和通过了支持性法律法规,以促进行业技术普及。伊朗的综合科学路线图和支持知识型企业是大学和国内企业进行重大创新活动最重要的典范。根据这些变革形成了企业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园、科技特区、研究与技术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基础设施,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伊朗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制度性缺口。

  这些被描述为伊朗创新体系强化措施的变革是通过三大逻辑建立起来的,一是建立国家上层政策和可持续性发展目标,优先考虑战略政策。同时支持创业企业创新,传统企业创造创新成果,最后从政府相关创新体系向创新生态系统转型。这些政策也为伊朗呈现了新的经济面貌,除了私营企业提供大量风险投融资外,还有政府的便利政策以及金融伙伴。无论是学术研究之间,还是社会和产业需求之间都有一种可接受的联系。国内产业进入更高价值链的动力更足,年轻的企业家有更多创业机会。

  我想强调的是我们的国家目前正处于中期阶段,科学家、企业家的努力和政府的支持才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资本来支持创新政策。经过20年的科学发展,伊朗在世界科学出版物方面排名从第34位排名上升到第16位,经过这次成功转型,立足国内需求,我们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工科毕业生,因此实现了高科技和中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额。从2005年的15美元增长到2014年120亿美元的重大飞跃。在科学成就方面,伊朗拥有229000名博士生,在全球科学生产中占比1.85%,比如在纳米技术领域伊朗排名第4,仅次于美国、中国和印度。我要指出的是由于国家的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发展才能取得上述成就,伊朗在全国拥有超过2390所大学,约480万名学生,44个科技园遍布各个城市,入驻企业达4500多家。在创新金融支持的基础设施方面,目前只有总资本为3.95亿美元的创新与繁荣基金为约5400个创新项目提供了支持。

  伊朗向知识型经济转型的政策在创新成果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自2010年批准并通过了支持知识型企业法以来,已有约4700家公司通过技术能力评审成为知识型公司,这些公司短期内为伊朗经济创造了110亿美元的年度总价值,以及超过30万个直接就业岗位。这里我举一些科技公司的例子,Cinna Gen是一家生物技术制药公司,也是伊朗最大的生物医药药品出口商。TUGA是涡轮机生产的龙头企业。PR SAADAT是伊朗最大的知识型公司之一。Snapp是伊朗第一家城市交通初创企业,拥有50多万名司机,被认为是世界上同类企业中第七大初创企业。

  对于我今天在此讲述的伊朗这20年从资源型经济向知识型经济转型的经验,可能越详细越好,这是伊朗从2014-2019年五年来在全球创新指数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根据最新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伊朗在2019年世界各国创新排名中已经提高到了61名,伊朗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体现了国家级创新并成功创造了动态创新系统。如果没有下定决心摆脱对现存资源的依赖,也不可能完成这一重大转型。同时我要强调,目前的成就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还在努力中,未来还要面临困难和挑战,最重要的挑战是稳定科技创新政策的重要性及其跨政策部门和级别的协调能力。另一个挑战是通过对研究机构的竞争性研究资助进一步提高科研生产力。同时将研究开发活动从公共部门授权给私营企业,也是一个挑战性目标,而私营企业反过来又可以提高研究成果。此外,无限制获得国际资本资源来资助创新项目需要国际方面的认真决策,要达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最后在各个经济领域推广创新,使其从知识型经济成果中受益是一项严峻的政策挑战。

  亲爱的朋友们,鉴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应对这些挑战,我给出的建议是深化国际合作,为各国提供开放创新福利,以国家互利共赢为目的的科学家、企业家技术交流,针对不同的社会问题进行的创新创业发展合作,通过政策对话分享不同创新生态系统和国际创新项目联合交叉融资的政策经验,这些不同类型的合作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鉴于伊朗有意愿扩大与各国在创新推广方面的战略合作,现在是伊朗分享科学技术、人力、金融和市场能力的好机会,我相信只要合作,政府有坚定的决心和善意,一定会实现创新合作的。最后非常感谢大家,我希望通过举办此次论坛可以使两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建立长期友好的关系。谢谢!

  王立新: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年伊朗在创新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我们为此感到非常高兴,再次感谢索瑞纳·萨塔里先生的精彩演讲。接下来我们将邀请塞尔维亚创新技术与发展部部长内纳德·波波维奇先生,塞尔维亚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中部,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的1/5流经其境。塞尔维亚积极参与区域合作,注重开展经济外交,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第73个非区域成员。下面有请内纳德·波波维奇先生演讲,大家欢迎!

(内纳德.波波维奇 塞尔维亚创新与技术发展部部长)

  内纳德·波波维奇:各位尊敬的来宾、先生们、女士们,非常感谢高交会邀请我来参加这次会议,首先要祝贺中国在过去70年的发展里面取得长足的以及举世瞩目的成绩,非常感谢组委会邀请我来给大家介绍塞尔维亚这个国家。

  首先,我很高兴有机会参加2019年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我们知道深圳是创新和科技发展的前沿,也是中国改革开放风口浪尖的城市。而塞尔维亚和中国在历史上也缔结了友好关系,我们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也会凝结更加紧密的友谊。塞尔维亚和中国在经济和政治的交往非常频繁,而我们在人文交流和其他往来里面也出现了非常好的动能。中塞两国在未来共同的发展是由两国的领导人共同缔结的,让我们的友谊能够历久弥新,焕发出新的发展道路。通过双方的友谊,我们希望能够为未来铺垫靓丽的篇章。

  三年前塞尔维亚在历史上首次成立了创新与技术发展部,希望能够更好地促进科技合作以及发展。作为出任该部的部长,我在工作当中率领我的团队推进塞尔维亚的创新生态系统,促进塞尔维亚的创新,能够促进经济与未来的进步,建立很好的企业家精神。在过去两年塞尔维亚一直都增加了对创新系统的拨备和支持提高了10倍。今年塞尔维亚将会拨款15亿欧元,能够促进信息的出口以及其他通信设备的出口。在这里面的增长是过去七年里面10倍的增长。塞尔维亚同时也不断提高营商环境,体现在方方面面。由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的那样,塞尔维亚吸引了许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在过去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了12倍,这是2018年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这让塞尔维亚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里面占据全球排名的翘楚。

  为了能够更好地利用创新,更好地进行政府刺激和鼓励,我们也加强了知识产权的保护。现在我们对一些创新型的初创企业的税率只是3%,我们也提供税收减免,能够促进初创企业的成长。80%的知识产权申请费用也得到了减免,提供更为优惠的税基。塞尔维亚位于欧洲的东南角,它有度得天独厚的枢纽进入邻国以及庞大的国际市场。塞尔维亚有欧盟更为优惠的关税和清关安排,跟欧盟、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比如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都有很好的海关优惠清关措施,能够让进入塞尔维亚的投资者更好地准入接近8亿消费人口的市场。

  塞尔维亚拥有非常宝贵的资源,我们有超过5万个理工类的学生在塞尔维亚就读,这就能够为未来的人才梯队打下坚实的基础。另外我们的工程师和理工类研究者在硅谷也有非常多的工作积累,他们在不同的公司,包括基因组学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微软也在欧洲建立了研发中心,而其中的研发也能够很好地提高我们的工程师团队。我们基于欧盟非常好的创新系统,包括跟欧盟的成员国城市合作。我们基于欧洲非常好的创新系统,包括跟欧盟的成员国城市,伦敦、巴塞罗那、赫尔辛基、特拉维夫和贝尔格莱德合作。我们也非常重视区块链、博彩行业、电竞行业的发展。在这些行业我们跟欧盟和中国寻求了许多具有潜力的合作伙伴,很多中国的公司,包括山东玲珑轮胎、中远洋以及中国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等公司都建立了合资企业。2019年山东玲珑轮胎有限公司在塞尔维亚进行了基础设施的投资,投资总额超过了11亿美元。对于中国人进入塞尔维亚是免签的,这对于中国国民包括投资者进入塞尔维亚提供了非常开放、便利的准入安排,能够更好地促进中塞两国在投资方面的合作。这对于中国的投资者来说是利好的消息。在这里,我想指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塞尔维亚-中国产业园,将在贝尔格莱德建立,而这个产业园是跟中国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建立,并且能够基于苏州工业园的前身,能够很好地效仿苏州工业园。这种工业园在欧洲代表最高的水平,里面有超过300公顷的占地面积,拥有最为高精尖的基础设施。我们认为工业园是促进高科技公司在塞尔维亚生根落地,促进相关的研发机构在那里进行发展的前提,我们也会提供更多的支持给初创企业,促进产学研的研究。当然在创新、人工智能、区块链、机器人、智能城市以及其他技术里面我们也会迎头赶上。

  我刚才所讲的都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塞尔维亚就是欧洲的深圳,希望能够发展成为最具有活力、生机勃勃、最具有发展动能的一个欧洲国家。就像30年前的深圳一样,塞尔维亚也希望能够开放,能够以点带面通过政策支持成为一个创新的国度。我们非常欢迎中国来到塞尔维亚进行更多的投资,我们期待跟中国的合作。塞尔维亚是中国的好朋友,是中国在欧洲可靠的伙伴,我们希望能够基于共同的创新愿景,能够为未来的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王立新:塞尔维亚是今年第一次组团参加高交会,是我们高交会的新成员。刚刚内纳德·波波维奇先生说了塞尔维亚就是欧洲的深圳,我们也期待塞尔维亚在科技创新领域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再次感谢内纳德·波波维奇先生精彩的演讲。

  接下来我们将邀请比利时布鲁塞尔首都大区国务秘书帕斯卡尔·斯梅特先生,比利时被誉为西欧的十字路口,是十九世纪初欧洲大陆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地区之一,比利时在微电子、生物医药、节能环保、航空航天、现代农业等领域拥有众多先进技术。中比合作历史悠久,比利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对华输出先进技术和最早同中国建立产业合作基金的西方国家之一。下面,有请帕斯卡尔·斯梅特先生演讲,大家欢迎!

(帕斯卡尔.斯梅特 比利时布鲁塞尔首都大区国务秘书)

  帕斯卡尔·斯梅特: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布鲁塞尔是欧洲非常重要的城市,我们位于欧盟的西部,我们也拥有许多欧盟重要的决策机构,是欧盟的心脏,能够把西欧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以及欧洲其他地方很好地结合起来。布鲁塞尔是首都地区,生活质量非常高,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比利时的巧克力,我们也会有很多其他的美食,我们仅次于迪拜,我们是世界上最为国际化的一个城市。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城市,我们的文化非常多样性、非常开放,我们也非常喜欢吸纳其他的文化,会接受投资。我们作为首都非常重要,也是欧洲的门户,我今天来到这里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么重要的一个会议,希望跟大家解释一下,如果你想要来欧洲的话,一个非常明智的做法就是来到布鲁塞尔,通过布鲁塞尔去到欧洲。我跟大家谈三点原因,首先我们是排前十的数字化经济体,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所有技术方面的进步都在布鲁塞尔有所体现。而且我们是一个非常先进的数字化经济体。第二是数字化经济,我们会有税收的减免,不仅仅是在投资这个领域,我们也会在收益方面有很多的,比如相应的国际投资在布鲁塞尔收益也会有所减免。我们也有非常完善的基础设施。第三是比利时和布鲁塞尔是欧洲的门户,我们是非常理想的试金石,我们相当于欧洲文化的交叉路口,我们也是深圳的好朋友,我们在第一届高交会的时候就来了。接下来我们也会跟深圳有更多的合作,同时中国的公司能够去到欧洲,能够通过深圳创新中心的支持去到我们首都来获得各种各样的服务,这样的话中国的公司能够有更多的发展,能够占领欧洲的市场。欧洲是古老的文明,深圳是非常年轻的文化,我们要对彼此更加开放,我们要相互学习彼此的技术,也希望中国的投资能够来到欧洲。我们是欧洲的门户,我们有很多做法跟欧盟也是一样的。所以如果要来欧洲的话,布鲁塞尔是非常好的选择,我们是最位数字化的经济体,有非常完善的基础设施,对大家非常开放,希望接下来有更多的合作,非常感谢!

  王立新:我们非常愿意加大跟比利时在科技方面的合作,我们再次感谢帕斯卡尔·斯梅特先生精彩演讲。

  接下来我们将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贺泓先生为我们演讲,贺泓先生是中国大气污染防治专家,目前重点致力于环境催化体系设计技术研发,以及在大气污染物催化净化方面的应用,取得了柴油车排放污染控制室内空气净化和大气灰霾成因及控制方面的系列成果,发表过一系列的中英文专著,获中国和国际发明专利40余项。下面有请贺泓先生演讲,大家欢迎!

(贺 泓 中国工程院院士)

  贺泓: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我今天想和大家讨论的是如何强化我们对柴油车尾气的净化,科技支撑打赢蓝天保卫战。

  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国机动车的污染都是城市大气复合污染成因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我们国家也是如此。比如2017年北京PM2.5本地来源中,机动车占比将近一半,现在已经达到了一半。在这里面重中之重又是柴油车,在中国不发展柴油轿车,所以大部分都是重型的柴油车,柴油车排放的氮氧化物和颗粒物占比在机动车排放中占了大部分,是非常重要的污染成因。

  柴油车污染控制技术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要保证合格的燃油以及优良的发动机。在此基础上要启动后处理系统,后处理系统是提高排放标准的重要途径。机内净化加上废气再循环可以有效降低排放,比如废气再循环可以降低氮氧化物,但是会增加燃料消耗的增加,所以废气再循环的比例不宜太高。后处理系统主要有这几个技术,氧化技术主要是消除柴油尾气中为数不多的碳氢和一氧化碳以及一部分可燃烧的颗粒物,是比较成熟的技术。我今天介绍的是柴油车颗粒捕集器技术(DPF)和氮氧化物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SCR)这两个技术。颗粒物的过滤是物理的方式过滤,通过陶瓷过滤器可以有效地拦截碳颗粒,并且通过主动或被动再生使过滤器得到再生,这是它的工作原理。氨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SCR)的原理很简单,就是用氨作为还原剂,把氮氧化物还原成氮气。另外一个技术是氮氧化物储存还原技术(NSR),这个技术主要应用于柴油轿车。

  下面我介绍一下中国所做的柴油车尾气净化系统的研发,以及能够使得柴油车尾气排放达到国IV、国V的情况。我们国家的标准跟欧洲的标准是类似的,我们快速追赶发达国家的脚步。在这方面,我们在国I、国II、国III都是通过燃油和机内净化能够实现国I到国III的排放标准。但是到了国IV、国V之后就必须要加后处理技术,这时候我们有两个技术选择,一个是SCR技术路线,一个是DPF技术路线,我们选择了SCR技术路线,考虑到燃油含硫的情况以及实际的道路情况,我们选择的是SCR技术路线。我们现在研发的满足国VI标准的技术,就是把这两个技术融合起来,就是DPF+SCR两个技术的融合,相当于欧VI的标准。

  柴油机首先要在机内净化上做文章,机内净化有很多的措施,比如提高喷射的压力、提高燃烧的压力,以及调整点火嘴等都可以有效降低颗粒物或氮氧化物,但这是一个翘翘板的关系,降低这个就会导致另一个的上升。所以我们给中国选择的技术路线是让机内颗粒物燃烧达标,机外用SCR的技术使氮氧化物达标。这样一来后处理系统的核心就是SCR催化转化器,当然需要尿素的供给系统,从尿素分解得到氨,以及发动机排放控制系统要进行配合。

  我们所开发的催化剂首先在工业上已经成功应用,但应用到柴油车上必须大幅提高低温活性,这个目前已经做到了。这是整套SCR系统在满足国IV、国V达标的情况,不仅仅是依赖于催化剂,也依赖于控制策略的配合。所以这套系统在国IV达标的时候,在国V的时候可以使同样的系统满足国V标准。我们现在研究国VI标准。这套系统已经大规模应用,装机已经超过100万辆,都是重型卡车。在出厂的时候是非常好的性能,但是在实际道路中使用还是有一些问题,比如系统失效、人为屏蔽等。我们有一个车载诊断系统OBD,但是经常发现OBD有被人为屏蔽的现象。这是我们调整机内净化降低颗粒物的时候已经把氮氧化物提高,指望后处理系统把它降下来,但这还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现象。所以我们提出监管的问题,这跟技术研发是另外一回事,这主要是向管理要效果。

  我们提出的策略是开展在线监控,对国IV、国V有OBD,但是没有在线监控的,我们假装一个装置,采集它的实际排放数据以及车上其他的信息,比如尿素的液位、位置信息等,把这些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时时监控车辆的排放情况。这个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已经在京津冀“2+26”城市做了很多试点工作,在深圳我们也准备推这个技术。

  我再简要汇报一下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工作,柴油车后处理系统达到国VI标准的研究工作。在柴油车连续6次加严排放标准的基础上,从国V到国VI,我们吸取以前的教训,我们特别在测试工况里面加了低温的测试工况,因为很多车在城市运行的速度排温是比较低的,因为速度比较低,另外加了实车耐久行驶里程监控。我们提出的技术路线是融合的技术路线,就是把机内净化EGR、DPF、SCR等技术融合起来。在达到国VI的时候,我们的策略是比较激进的,以前不喷尿素的工况我们也要喷,所以难免会造成氨的泄露,氨的泄露用氨的选择性氧化催化剂把它氧化成氮气。当然我们还提出更激进的路线,比如高效SCR的技术路线,可以省掉EGR,这样可以大大提升经济性。针对为数不多的新型柴油车也提出了SCRF,就是结构经凑,SCR跟DPF融合的技术路线。当然我们主要满足国家需求还是技术路线一融合的技术。

  这时候就对催化剂带来很大的挑战,当DPF再生的时候,必然会对后面的SCR催化剂带来热的冲击,这时候我们必须要开发新型的催化剂,我们已经研发成功了,建设了大尺寸催化剂载体、DPF生产线,这个企业已经成功上市,叫奥福环保,是全球第三家可以生产大尺寸催化剂载体的企业,另外两家是美国和日本的公司。还有我们开发的铜基小孔分子筛催化剂,它能够耐很高的温度,而且大大降低了成本,这从实验室克级的合成,现在已经到了吨级,我们建成了年产200吨的产能,可以满足国家的实际需要。而且我们在研究催化剂的过程中总结出一个规律就是类择型设计,它的核心就是要设计出来这样一个孔道,可以保证反应物可以进去,而毒物在外面,实现了整个体系的高效和稳定。而且我们通过这样的设计原则设计出来的新型比如Cu-SSZ-39,这是一个新型的,我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催化剂,它对氮氧化物的净化效率非常好,比现在国际上Cu--SSZ-13的热稳定性性能还要好,而且没有任何知识产权的壁垒。

  最后我作一点展望。以前我们做国IV、国V后处理系统的时候,基本上后处理系统是独立的,我们只要接受柴油发动机的信号就可以控制后处理系统的工作。到了国VI标准大幅度提升,难度特别增加。现在后处理系统要求跟发动机融合为一体,我们不仅要接受发动机的指令,反过来也要控制发动机,这时候就大大增加了难度。我们必须要让发动机按照后处理系统的需求来工作才能满足我的需求,比如热管理,DPF再生以及SCR工作都需要发动机进行配合,这个工作还是有很大的挑战,发动机跟后处理系统融为一体,我们也在呼吁尽快启动国家清洁柴油机的研究,要和发动机的研发结合在一起。

  我的报告就这么,谢谢大家!

  王立新:柴油车对城市污染的“贡献”非常大,贺院士刚才介绍的后处理装置,以及接下来的在线监控措施对于减少城市污染意义重大,我们对贺院士再次表示感谢。最后,我们邀请199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德国生物物理学家厄温·内尔先生演讲,大家欢迎!

(厄温内尔 199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德国生物物理学家)

  厄温·内尔:尊敬的王市长、女士们、先生们,首先非常感谢高交会组委会邀请我来参加2019年高新技术论坛,这彰显了深圳作为科技以及创新的大都市,以及在世界地位的重要性,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演讲,结合我个人的心路历程能够给大家进行一些基础的分享。

  我们国家的技术标准非常严谨,在我们国家新科技的发展,有时候一些新科技的应用还是比较缓慢。作为个人来说,我大部分的研究生涯都是在马克思普朗克机构,这样的履历让我可以从一个角度出发,这个角度就是能够把基础科学和现在的科技发展结合起来。基础科学能够跟转化科学、应用科学结合,促进其他领域的研究和创新。而这个关系通常都会用两者取其一来进行讨论,其实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想强调的是不应该两者取其一,而应该是两者强强联合。所以基础研究和学界的联合能够创造出一些新的知识,并且能够更好地把这些研究进行实用型的应用,能够更好地基于自然法则奠定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研究的基础。而工业研究的目的是建立新的产品,有新的可再生解决方案来解决问题,比如促进以医学为基础的研究,能够促进一些疾病的防治。我的观点就是能够继续促进一些大的突破,尤其是在基础科学研究里面。如果是基础科学能够迎来更多的研究动能的话,那么它能够基于创造的新知识更好地促进其他行业。其实知识没有新旧之分,这些旧的知识总是得到人们不断的审视,能够看一下能不能够被其他的技术所取代,或者是竞争性的技术所取代。其实我们已经就基础科学结出的许多果实都已经充分利用了,学界和高新技术行业能够更好地互相平衡。在德国,我们的研发投入已经达到了1000亿欧元,这是每年的拨备,这里面包括政府的资金支持,还有业界共同投入的研发。这个预算包括基于DFG研究所,还有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是两家在德国里面促进基础研究和产学研融合非常重要的机构,总体投资达到52亿欧元。

  新的知识产生当中,5%都是来自于基础科学,而95%是基于学界和科技公司结合。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种结合能够有更多的协同性。我们在做基础科学研究当中,我们觉得公众,尤其是一些政治人物,他们希望能够尽快商业化更好地变现。在深圳的发展不会过于迅猛,也不会过于急促,我也非常高兴地看到深圳是非常重视基础研究的。也有很多基础研究方面的工具是迈向应用型科学。根据我的经验,深圳对于基础科学的研究是非常好的,我自己的研究在最近有一个实验室,那是在深圳先进技术研究所有这个实验室,这样的研究能够更好地了解神经系统的可塑性以及对于神经系统的影响,这样的研究前景会非常广阔,会打开一个新的界面。我个人觉得深圳是一个科技中枢,这个研究是由中国科学院牵头的,能够打开一个新的平台,能够更多地追求基础方面的研究。未来对于技术科学的研究,我们要有更多的基础科学和应用型科学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有更多开放的政策,这样深圳的高科技将会更加繁荣,谢谢。

  王立新:我们深圳有一句话叫来了就是深圳人,厄温·内尔先生在深圳建立了实验室,所以我们感谢深圳的科学家厄温·内尔先生精彩的演讲。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今天我们有幸聆听到各国科技领域、经济领域官员和专家的精彩分享,共同展望了科技创新对我们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变革,相信通过今天的论坛,我们对科学技术领域的创新发展有了全新的收获,这将有利于让我们进一步把握科技创新的发展新方向,产业革命的发展新趋势,世界经济的发展新潮流。后,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今天的演讲嘉宾表示衷心的感谢,论坛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