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 陈鸿桥）
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环境，中国未来的经济将会遭遇哪些机遇和挑战？2014年资本市场发展如何？新兴产业具有哪些投资机会？11月16日下午2点30分，第十五届高交会中国高新技术论坛——资本市场专场在会展中心五楼勒杜鹃厅隆重开场。
本届论坛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陈鸿桥主持，高交组委会副秘书长、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高国辉担任致辞嘉宾。登台演讲的嘉宾有：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爵士、上海尚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原华夏基金投资部副总监石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
论坛围绕“世界经济走势分析及中国的发展机遇与挑战”、“新兴产业的投资机会”以及“2014年全球资本市场的机遇与挑战“等议题展开。
首先由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爵士就“世界经济走势分析及中国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作演讲，分析了目前欧美资本市场与经济现状以及中国资本融资等问题，还对2014年经济资本形式作出预测。另外，针对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爵士演讲，观众积极踊跃提问、现场讨论气氛热烈，从而掀起本次专场的高潮。随后，上海尚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原华夏基金投资部副总监石波发表了题目为“转型时期的投资机遇”的演讲。最后，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为本届高交会论坛资本市场专场作了压轴演讲——中国金融的缺陷与“三维度”改革。（具体演讲内容请见资本市场论坛现场实录）
（图2：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克里斯托弗_皮萨里德斯爵士）
（图3：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 吴晓求）
（图4：上海尚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原华夏基金投资部副总监 石波）
附：资本市场专场现场实录
2013中国高新技术论坛——资本市场专场
时间：2013年11月16日（下午）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5楼簕杜鹃厅）
议题：世界经济走势分析及中国的发展机遇；
新兴产业投资机会；
2014年全球资本市场的机遇与挑战；
主持人：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中国资本市场学院负责人——陈鸿桥
主题演讲嘉宾：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爵士
上海尚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原华夏基金投资部副总监——石波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
陈鸿桥：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专家下午好！今天是第十五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资本市场专场。今天下午有3位专家学者来给大家演讲！首先我们掌声有请深圳市人民政府高国辉副秘书长致辞！
高国辉：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各位朋友相聚在这里。首先请允许我代表高交会组委会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中国高新技术论坛作为高交会的主题论坛之一，得到了深交所国际国内金融机构、创业投资机构及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的鼎立支持和积极参与。资本市场和较为高效低成本的配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深圳市资本市场，形成规模规范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今后在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必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当前，全球金融稳定与经济复苏存在着不确定性，更加需要我们通过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助理科技创新，并带动经济全面的复苏。今天邀请到的嘉宾都是在业界有着丰富经验和影响力的人士。他们将通过主题演讲和相交流为我们展望资本市场的趋势。为企业买入资本市场，并借助资本市场实现跨越式发展，实现资本增值带来富有建设性的观点。今天的论坛为在座的各位带来启迪和收获，最后预祝资本伦常的取得圆满的成功，谢谢大家！
陈鸿桥：谢谢高国辉秘书长，资本市场专场是我们高交会的一个主要论坛。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其资本市场应该是国内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同时深圳也是中国企业创新的一个主要战场，在科技金融方面做了很多的探索。随着三中全会的决定公布以后，深圳市在推进创新生态的建设方面，会有更大的发展。接下来我们就会安排3位嘉宾作演讲，在每一位嘉宾演讲的过程中，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尽快的把提问纸条交给会务人员。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没有消除，世界的经济结构在加快调整，全球的经济治理也面临着变革，下一个经济增长点在哪里？全球的经济走势又将如何？资本市场又将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今天下午，3位演讲嘉宾将从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这两个方面来给我们进行一些分析和解剖。
下面，首先有请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爵士演讲；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爵士专攻经济学，劳动力市场宏观经济学的政策，经济市场和结构领域。下面我们掌声有请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爵士就世界经济走势及中国的经济机遇给大家演讲！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受邀来这里演讲。我的主题是2014年的全球经济趋势，但是我们今天关注的更多是有关资本市场的主题。因此我会跟大家从资本市场和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然后引出一些有关经济状况分析的演讲。演讲会涉及到当前的经济状况，我也会跟大家分享，我认为整个经济会往哪个方向发展。然后就欧美地区的经济进行分析。
如果能够强调一下，我们整个资本市场的重要性是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我们如果提到经济发展不同的融资也好，我们也会引入一些铁公鸡的建设性项目，尤其是在经济开发早期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投资，这些投资和融资更多是由政府支持的。因为当时的市场还不够成熟，所以在整个市场当中风险过大。大约是10年之前，我们已经在很多国家看到了这些例子。非洲地区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渡过了早期不成熟的阶段，基于高新科技的发展能够的不断的发展时候，你不可能再指望政府总是给你融资。我们更多的会依赖那些民营或者是私人业界的融资。中国也是不断的往高新技术的杠杆上往下爬，一旦我们拥有了很好的资源，也就是民营和私人行业的资源，我们也能进一步把它分成不同的来源，这些融资来源主要是来自于银行。但是，可能银行对于这些高新技术，特别是小企业的贷款意愿并不是那么高，因为这中间的风险太大。对于研发最终的结果和开发的后果他们还不是很熟悉。
所以我们还需要依靠其他融资的方式，这种贷款在北美或者是其他地区都可以分为商业贷款和天使贷款。就是说人们可以通过一些资金的贷款或拨款支持公司，或者让这些钱进入股票市场帮助这些公司上市。当然里面也涉及到了一些方法，这些方法会在后期逐渐的建立出来。通过这些方法，就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的促进这些相关民营企业和私有企业的增长。为了能够更好的说明这些不同方法的含义，我们可以比较在北美，包括在美国的融资和欧洲融资的不一样。因为里面有一些对比，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欧洲对此乐此不疲的讨论。但是人们通常会把这个归结为在欧洲银行的体制，它的创新不如北美做的好。在拉丁美洲其实天使融资做的非常多，如果通过我们建立一家新的公司来做的，就可以帮助我们集中精力进行创新，并且可以采取一些新的技术找到个人和私人来帮助你们。比如说在硅谷，往往都是通过这些融资来促进小企业的发展。
在欧洲更多的融资，要么是通过银行的融资，但是在这个情况下银行的融资往往是不够的。而且它往往不会投资到一些丰富比较大的投资里面。无论是我们通过一些比较富裕和有经济实力的个人，自己出资或者是通过家族企业进行融资，或者我们通过其他一些公司，就是从一张白纸发展，逐渐的积累财富。所以在北美的这种方式就是股权融资，能够给我们更多的速度，能够让这种投资的结果更加容易的显现。这也用于一些比较成功的企业，苹果、微软等等。在北美这是比较常见的投资方式，其实北美比欧洲的方法更聪明一点。跟全球的趋势怎么样联系起来了呢？资本的市场是非常灵活的，也是全球化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融资的模式，中国是泱泱大国，中国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非常的依赖于外来的投资。我们知道一些新型的企业都会很依靠外来的融资。欧洲在全球经济也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在欧洲如果是打了一个喷嚏的话，全球都会受到影响。我们知道全球的金融市场都会有一定的蝴蝶效应。如果有更多的风险投资得到融资的支持，宏观金融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的让国家之间实现独立性，就是说在现在这个世界一国的经济受到影响，其他国家也会受到殃及池鱼的影响。
如果要取得成功，今天的技术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互联网和数码，尤其是在现今的技术世界里面。我们要依赖出口，或者是依赖进出口贸易，这样才能有更多投资的回报。如果没有非常好的经济条件和进出口环境，很多国家可能就会受到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在全球的经济环境的形成中，各个国家都会牵扯其中，许多经济学家也在进行观察国家之间互相联系，协作，发生协同的关系。
我们希望找到更好的方法去解决全球经济不平衡的问题，一些问题比较根深蒂固的地区，或者说在金融危机比较集中的地区，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些解决方案。比如说在今天的一些国家，像美国和欧盟等等，有人说日本是一个比较大问题的国家。我们知道日本在过去20年其实经济一度发展的飞快，但是现在它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整体而言，最近在股市上的表现又有一些上涨的趋势，应和了许多乐观经济学家的需求。它有时候像一个跳动得比较快的过山车，上涨和下挫都比较明显。我刚才说欧洲的时候就是在说欧盟，欧盟市场现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跟中国的市场是并驾齐驱的。我们知道两方都是除了美国之外对方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一旦一方的进出口受到影响，另外一方肯定会受到牵连。双方也希望能够有大型的创新。
现在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下问题的解决之道。我们在伦敦经济学院，比如说我们之前和塞浦路斯大学有一些合作，我们曾经建议塞浦路斯政府通过一些比较好的办法来处理在过去5—6年的经济危机。我们在这里可以非常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对于欧洲情况长期解决方案是怎么样的。现在解决欧洲问题是要致力于解决欧盟的债务危机。我们在过去4年里面面临一个主要织轴，虽然还没有找到最佳的方法，但是我们已经离解决方案比较近了。在欧元区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要解决现在的债务问题。
北欧和南欧的情况都比较严重。另外就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体制能促进长期可持续性发展。我们会把这个归结到一些制度的问题，现在我们还没有一幅比较明晰的图片，就是说这个体制的架构应该是怎么样在未来得到建立。我们再来看一下怎么样找到解决方案，我们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在中国进行一个对比；因为我们认为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已经成为了最大的一个软肋。在一些大型的经济体里面，比如一些经济体包括有几个州，这一个区域的政府要比上一级的政治架构更为有力。在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在某一些区域是比州政府更大，而理论上来说中央政府也要比地方政府权力更多。但是欧盟却不是这样的情况，因此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在欧洲就免得更为明显了。
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有效市场机制，这种有效的市场机制是能够解决这个区域的问题。因为这个区域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些债务问题。基于现在的一些货币流动，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这种个人过去的环境里面，整体的环境也非常重要。比如欧洲的情况，整个欧盟区有比较大的债务，我们知道里面的利率和汇率都会因为这个债务问题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在每一个独立的成员国里面，它的问题并不单独的。所以我们要顾左右，找到相关的解决方法，看一下旁边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希望不要有太多市场限制，比如北京的央行也采取了一些做法去控制国家的债务。在欧洲的情况呢？在南欧的情况就是他们都是一些经济规模不大的小国，比如葡萄牙跟中欧的德国和法国比起来当然要低一个层次。不同的国家对债务的管理也不一样。它们也可以允许银行更好地适应市场的风险，来支持这些行业的发展，给予他们的融资。在欧洲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比受到政府担保的拨款，可以有10万欧元。那么，对于每一个储户来说，可以有10万欧元的担保。如果所有人都申请的话，银行当然是无力支持。像希腊、葡萄牙以及西班牙这种小国政府也会有银行的担保。但是这种担保的实力就远远不及中欧的国家。所以许多国家也会寻求欧盟层面的一些担保，但是每个国家都会因为自己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
我们觉得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特别是在2010、2011年的时候，首先是从希腊开始的。相对希腊来说规模比较小，那个地方1千万人，对于中国来说数量很少。从希腊这边开始，我们比较缺乏的是纪律，或者说是克制。如果你要让整个欧元成为强有力的货币，德国在中间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在当时如果有比较高的失业率，可能就会带来很大的问题，会导致负增长和社会的动荡。整个南欧地区，如果还是留在欧洲内部，肯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如果脱欧的话代价可能会更大。因为当时一些约束条件都被破坏了，所以有很多必要的改革都需要做，但是没有通过改革来重振他们的执政能力。现在我们把欧洲称之为所谓二元化的欧洲。在这些国家里面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到目前为止都是比较正确，比如长尾的一些决策，这些银行做的还不错。再来看一下南欧的国家，它的政策过紧。相对来说如果南欧也能够像美联储一样做QE的话可能会好一点，但是它们没有这样。它们的政策更多的像北欧或者是像德国一样比较紧，他们对宽松的政策比较担心。如果欧洲要恢复的话，首先欧元要得到支持。现在领导人关心的是各个层面的政策，但是没有整个欧洲层面的协调和政策。
德国对于政策方面的影响力是至关重要的，它是欧洲一个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体。德国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一个经济学家说德国是不是可以被拯救？当时他的一个定论是非常的悲观，但是在关键的三年02—05年中，当时的德国总理推行全面的项目，做到了更具有竞争力，更具有政治导向。在不同的层面实施很好的协同，一些法律法规和原来一些无条件来自政府的支持，能够让整个行业更容易进入市场，当时更加的强调和凸显市场的重要性。通过这样的改革我们实现了很好的成效，实现了2008年之后的经济腾飞。我相信在这个时间段德国的运气还不错，因为它的金融规模比较小。而英国和美国的金融规模都比较大。相对来说，德国虽然经历了一个金融的危机，但是它受到的冲击确实很小，因为它的金融行业和建筑行业规模非常好。因此没有受到大的冲击，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就安全渡过了金融危机。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不同的例子，德国现在坚持默克尔的政策，因为到目前为止，整个德国对于欧洲而言都是成功的，现在欧洲已经陷入了退步，如果按这样的决策，欧洲可能很难恢复，如果要改变的话就必须从结构调整开始。我们需要一个银行联盟，当前给欧洲央行的授权还不够。如果要做资本重组以及银行解散相关的工作，它确实做得不是很好。我只能说它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权力可以对银行进行监管，也没有权力解散做的不好的银行。我们现在还需要财政政策和投资，欧盟的一些领袖也必须做好从南到北资源转移的准备。我们看到现在能源行业的政策，或者说是基础设施的政策还没有做到很好的协同，没有展示出它的协同效应，产业没有得到升级，也没有协同在一起共同设计基础设施，因此，在这些方面做的不够深入，虽然大家也可能在谈论一些计划，但是做得还不够。
我们展望2014年的前景，包括像德国周边的芬兰和波兰都展现出强劲的势头，坚持改革的国家越来越多，上周希腊也出现了极右主义的信息。除非欧洲能够在经济方面做巨大的改革，否则我预计今年或者是明年都不会出现巨大的变化。我前面提到了银行联盟，也提到财政方面的监管，这些在我眼里是能够决定欧洲未来的重要因素。
说完了欧洲我说一下美国，美国的经济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讲至少要比欧洲好一点，它没有像欧盟那样作为一个单一经济体的问题，它的问题很多，是来自政治的，它是联邦政府，而且其他方面的政治问题也会影响到美国的可持续增长前景。这其中也有财政的问题，包括货币政策，我们知道财政政策是非常重要的，财政政策其实也代表着我们国家会同意减轻债务的相关政策。
美国遇到的问题，财政方面是政治方面的最大障碍，因为政治领袖没有引领人民在一场长期可持续的计划上面解决财政问题。他们在那边等待，让这些问题不断的恶化，就像是让你差不多站到悬崖边了，然后达成一个协议。第二天我们看起来很美好，实际上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每次都是拖，拖的很久，这些问题根本是治标不治本，或者是临时打一个强心剂，或者只是关注短期的问题，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就会复发。如果你要做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必须要治本，不仅仅只是治标。我相信对于美国，包括我们说的税务，它可能征税越来越高。包括现在奥巴马对医改方面的需求，大家也都在讨论，很多医改有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获得很好的落实也不一定。我从很大的程度，也是相信正是因为这些风险，美国货币还会维护现在的情况，包括QE到目前为止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帮助我们至少能够减缓这个衰退的程度，现在大家也已经在关注其他的问题，像医改。但是整个美联储也并没有马上推出宽松货币的政策，大家知道美联储会继续宽松货币的政策，而不是很快的撤出。因为人们非常的关注，如果他们把投到经济体当中的钱收回的话，监管当局引领的市场人气，可能会面临两次触底的恶劣情况。
日本的新经济体——安倍经济体看似不错，减少了对美国的依赖。随着美国货币政策越来越宽松，资产价格会有越来越好的表现，欧洲的央行也应扩大这方面的要求，但是它们还没有做。美国的定量货币宽松，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经济的恢复，可能会让它的前景比日本或者是比欧洲要好。现在美元的估值过高，而且也没有其他的储备货币，至少现在人民币还没有自由化，如果完全让人民币实现可兑换的话，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较好的储备货币。2014年以后，美国至少会在未来的好几年仍然是全球科技的领军国家。我们觉得如果要实现很高的进步，我们肯定需要一场革命，而不是一场循序渐进的演变，包括像数字时代的革命，我们需要更强有力的变化。在未来而言，这种增长在哪里？我们也不太清楚，可能美国的朋友会说由创新推动长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认为在21世纪有很多新的生产技术，包括在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出现了很多技术方面的推动，数字技术运用到全球各个不同的领域，但是现在我们却没有看到这样一波革命的机会。可能我们说的一些是空中的交通或者是运输，对于空中的交通而言，在过去的50年发展的也很快，喷气式飞机发明以后，我们知道人们飞行的旅程和时间都大大的提升了，但这并不是革命，而是慢慢发展的一种进步。这也是象征并且彰显了我们的高新技术。可能在高交会提一下这个话题就比较应景。
我们看一下劳动力市场，在80年代以来流动性已经降了一半，劳动市场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也慢得多。美国的经济复苏将会是非常的缓慢，未来我们都可以看到如果是没有非常重大的变化，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会出现像欧盟的劳动力市场一样的僵化性。我确保美国的经济学家也会忧心这一点，但现在这就是我的观点，可能他们会跟我的意见相左。在美国之外其他的一些美洲国家就没有非常重大的财政问题，但是他们的劳动力市场的确需要翻天覆地的一些改革，而这些非美国的美洲国家税收和社会福利，也应该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调整。因为他们对于劳动力市场的调整太过僵化了。我们知道在这些国家里面官僚体制非常的繁重，极大的束缚了经济的增长。我们可以看一下拉丁美洲国家，是经济增长最快和经济发展速度最大的地区，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它们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革，它们在未来也会遇到许多的问题。我曾经去过拉美国家，他们似乎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如果用一句中国的俗语来说我现在是班门弄斧了，各位肯定比我更了解中国。希望我的观点，不会让大家觉得太过的唐突。在工业改革方面中国还是任重而道远，中国的增长在过去几十年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中国的农业部门，跟工业发展的调节和平衡还要进一步的提升，因为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我们知道进一步的工业化，和进一步向高新技术转化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任务。我们也知道对中国来说更加灵活的商业环境很重要。另外就是环保方面，中国有城市化，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由于人口的迁徙和人口特点的变化，也发生着变化。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城市的发展是可持续性的，怎么在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的时候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可以像德国一样，比如说德国有4—5股浪潮，比如说从内陆迁徙到沿海或者是一些海滨城市，这些都让德国政府不断的调整自己。
我们都知道目标在哪里，知道美好的情景在哪里，关键是怎么去做。我们看一下宏观的议题，比如说可持续的问题，像德国就是人民收入盈余之间的问题，应该能够达到更好的收支平衡。包括微观的个人收入和宏观的政府收入，我们都知道财政管理、金融管理、收支及清算都是每一个国家和政府面临的非常大的问题。刚才讲的政府宏观赤字要解决，要用可持续性的方法来管理财政。另外面临着业界普遍工资看涨的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金融的部门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来更好的去资助一些新技术的发展。
我们也的确需要做到这几点，才能够看到金融部门来更好的匹配整体经济的发展。我们来看一下前景和长期的问题，刚刚我们对于短期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是长期来看，像人口的老龄化就需要我们有很好的养老体制和医疗体制来配合，解决日益增长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们也要找到一个成本有效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不要说到最后让政府支付高额的老龄人口的维持费用和赡养费用。现在比较精明的解决方案是需要想出来的。
刚刚说了中国和德国，我们现在再看一下印度，印度的增长大概是4%，它的货币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同时它也有一些行业，比如说采矿业就会慢慢的下降，并且由于改革，制造业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印度的改革是比较缓慢的，不像中国，印度会有财政预算的问题，也有赤字和通胀的问题。我们对印度是一种喜忧参半的态度。俄罗斯的情况也不是说非常的不一样，如果是依靠产品和石油出口，它的商品价格会有一定的波动，影响到经济。我们也知道俄罗斯的这种行业需要有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刚才说有几个国家都能提供更好的机会去促进人力资本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在亚洲像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有进一步的增长，对于2014年都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我们看一下非洲的情况，非洲的整体增长是5%，但是在南非和北非地区呈现出不太平衡的增长状况。我们可以看到非洲的一些国家，也承受着相关的压力，比如说中东和北非地区受到政局不稳定的影响。在非洲还需要更强大和夯实的基础设施，才能够追上其他国家的发展。这种产出还会转移到非洲，但是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美国成为经济的领头羊，而它在技术和金融上面还会成为一个领军人物，但是它的这种创新力会下降，世界的产出量会慢慢的转向亚洲，中国要向高新技术行业转型。
陈鸿桥：谢谢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的精彩演讲。我们一位听众问互联网企业与金融企业之间的关系，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方面的研究？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我的研究并不是这一块，但是我认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企业，其实跟传统的企业会有共同的地方。如果是很好的利用互联网的企业，能够更快通过互联网的资源向实体经济和实体市场转型。而在金融部门方面，我们都知道现在许多金融投资都是以互联网为基础，所以我们看到这种问题都是互相连接在一起。我们不能总是通过一个投资资金的接收者或者是单一的投资导向去判定一个投资的收益怎么样。现在已经很难去单独判断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通过一个简单的单一的事件，或者是统一一个单一的访谈去判断一件事情。互联网能够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印象，它是一种导入性的，介绍性的，把我们带到相关的金融投资目标里面。最终我们的确需要细心的研究每一家企业的背景是怎么样，它的资源来自于哪里，它过往的绩效和表现是怎么样的。
提问：我的问题是关于劳动力市场，您刚才谈到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些状况。您能否去比较一下英国的劳动力市场和美国的劳动力市场？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我们看这两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它们的这种灵活度都非常的相近。如果是英国的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它的灵活性要更优于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在美国的这种失业持续的时间，不断的拉长，就是说它回应萧条的速度并不像英国这么快。当我们看到有新的工作岗位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在英国新的工作岗位很快就会被人所抢走，就会找到人来胜任这些工作，所以回应度会更多。如果作为美国市场，可能在20年之前和英国现在的状况一样。20年前英国的就业市场非常的僵硬，缺少这种灵活度。但是20年以后已经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美国整体的水平和结构上相比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美国需要解决劳动力市场的问题，严重缺乏灵活度的问题是需要解决的，英国在这方面做得好的多。
美国以南地区，加拿大不能当做拉美。看起来它们的问题少一点，我说的是指财政问题少一点。对于美国我为什么没有那么的看多呢？是因为它现在在预算赤字的问题，全国的债务，可能会引起美国现在面临的财政问题。但是在拉美，在美国以南地区，也就是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没有美国这些问题。但是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问题，它的问题也是反映在劳动力市场的僵化方面。也就是说，可能对于这些官僚主义，我们知道程序化太多了。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就可能会让我们整个的创新首先制约。因为你做的太多的东西都是形式主义的，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灵活的东西，我们可能就缺少一种坐下来好好讨论长期技术发展和投资的机会。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就是形式太多了，手续太复杂。拉丁美洲地区的财政问题没有美国那么严重，但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提问：世界经济离下一次的繁荣，大概还有多长时间？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可能我也没有这个水晶球，我也不是一个魔术师。对于我们这样的经济学家的职责，可能更多的就是陈述当前的问题，尤其是找到那些使得全球经济停滞不前的问题，能够把这些问题挖掘出来。但是，如果要再一次让经济腾飞增长的预测，可能很难。因为你很难通过解决其中单一的问题来预测世界什么时候能够再一次腾飞。正如我前面列出了各个地方的问题，比如说欧洲什么时候能够恢复3%的增长。在我眼里，我觉得至少1—2年可能会做好，但是他们不一定愿意这么做。也就是说他们有能力这么做，但是他们意愿不一定会是这样做。
提问：我们知道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我们也提到了单独的政策，独生子的政策。中国的很多父母，如果有任何中的一方是独生子女现在可以多生一个孩子，你对于这个政策是不是看好？而且你对于中国单独二胎化的政策是怎么看的？对劳动力市场有什么影响？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我非常的乐观，这是我早已期待的政策。可能我说的不是一个社会层面的问题，我觉得这对于整个社会会产生很好的影响，有这样的体制非常好。我现在来谈一下它经济方面的影响和结果，我觉得从经济的角度而言，我们确实需要有一个良性、强大的工作人群，才能解决中国遇到的老龄化问题，解决劳动力人口的问题。而且也能够帮助我们改进医疗政策方面的标准，对于那些依靠养老金的人比例越来越大。你如何为这些养老金做一些融资的政策。我们如何能够确保这些受很高教育水平的人群，能够加入到当前的这些所需要的研究和从事的行业当中，能够推动我们经济的发展。就是说随着我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数量越来越多，我们可能取得成功的概率就比较大。在另一方面我们要找到对于我们上一代人财富方面的融资，比如说养老金等等。我们可能不能太短视这个问题，如果你放眼50年之后，也许那个时候老龄化又会进入一波高峰的时期。我不是说你现在什么都不做，我们现在要有一个50年或者更长期的眼光。可能在那个时候大家就越活越长，现在很多人都活到80岁以后了，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在未来会发生。我们现在既要做一个短期的计划，但是我们也要有能力应对未来的问题。
比如以欧洲为例，我们也遇到老龄化的问题，有些国家可能也会给生孩子比较多的家庭一些鼓励。整个欧盟现在也是鼓励年轻人去移民，鼓励欧盟以外的地区移民到欧洲，能够补充我们所需要的年轻劳动力市场。在这个移民过程中可能也会出现一点问题，但是我们也是先鼓励家庭生育的提高。正如我之前所做的一些研究，我们会做更具体的一些学术研究。我们现在也知道有盈余的情况，有的时候不要去买太多美国的国债，我们在这边可以打造一个养老金的基金，可以把很多钱都汇集其中，也包括社保基金。不同的几代人能够创造这种养老金体系，是很重要的。
提问：欧元的实力在下降，美元的强度也在下降，货币下一轮的引领者有可能是哪一种（货币）？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如果你不想毁坏你的名誉和身份，不要做任何的预测。
陈鸿桥：再次感谢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教授！刚才在会前聊天时我就提到了，中国经济很复杂，很特殊；中国经济第一线有全世界难以比拟的创新案例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如果这样的经济大师能来中国做更多的调查研究，来做演讲，我想这对他们经济学的理论，甚至帮助他们发明新的经济学理论会有很大的帮助。现在有很多经济学理论都很难解释中国的这些经济问题。
下面有请立足于我们本土做了20多年证券投资的原华夏基金投资副总监，现在是尚雅投资公司的董事长——石波先生。他分享的主题是“转型时期的代际投资机遇”。
石波：非常高兴来到高新技术论坛，尚雅投资一直致力获取于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的投资机会。今天很高兴能从实践和常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高科技产业投资的一些机遇和看法。第一个部分讲科技产业对于我们中国经济转型的重大意义，现在整个中国经济进入到2.0版本，进入“三新”时代。新政府刚刚上任，改革的动力是非常十足的。现在新人类已经进入市场，特别是90后，已经成为大众消费的主力。全球范围正在爆发移动互联网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两次革命对我们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中国过去35年来保持非常高的增长率，有8%的增长。未来中国经济会从量变走向质变。1998年启动的房地产改革创造了1百万亿商品房的市场价值。过去几年我们股市涨的最多的也是房地产板块。第二个增长的动力就是出口，走到今天这个阶段也难以持续，今年出口的增长率基本上没有什么增长，进口的增长率还是在17%以上。
在中国的经济转型中，政府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新政府的改革力度和措施，不亚于十届三中全会，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首先是放开垄断领域的改革，我认为和1998年上一轮经济改革启动房改，2009年开始启动医改一样，意味着中国政府启动了新兴产业的投资机遇。我们到现在是十大产业过剩，但是还有十大新兴产业是供不应求的。比如说教育，现在我们小孩子上教育补习班的很多，另外医疗方面也是严重不足，特别是在三四线城市。在新能源方面也是不足的，比如说天然气。此外，养老院的资源也供应不足。金融服务方面也是严重被管制，现在开始放开了。打开这些垄断行业的市场空间，我们认为这十大新兴产业会替代掉过去的房地产投资对中国经济的量的增长的影响，实现一个质的变化。
要实现质的变化，最主要的方向是依靠新兴产业。从2008年以来整个资本市场表现很好的行业首先就是电子行业。其实经济在悄悄地转型，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要摆脱中等发达国家这个阶段就必须提高生产率。我们以后要提高生产效率，就要依靠投资或者是再依靠货币流动性的释放的可能性，也减弱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没有防止中国经济走向拉美化的格局的话，在城镇化的背景之下没有产业升级的话，中国经济很难摆脱依靠房地产市场价格带来的上涨。
政府的决心是非常大的，提出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除了政策的顶层设计之外，我们中国的人口结构上面出现过三次人口高峰期。解放之后的50年出现第一次，59年出现了第二次，50后加60后有4.5亿人口。我们养老的需求是非常大的，这个人群的消费需求主要是来自健康和医疗。你在20多岁生病的几率是5%，到了40—50岁上升到25%，到了60岁以上50%以上的人群都会出现生病的状况。未来10年，我们预计医疗服务产业会取代过去的吃肉喝酒行业，成为中国经济新型的消费品。医疗服务方面的投资机会是非常高的，政府也看到了这一方面。2009年启动医改，我们的医药总产值从15000亿上升到2万亿。医疗产业就会取代房地产产业，取代过去低端的消费，成为最主流的消费品。
大众消费品，我们70、80后是第三次生育高峰，现在都进入结婚的年龄。过去都是国外的品牌和高端消费，从今年政府开始减少公共开支以后，这一消费减少。城镇化加速，1.8亿农民工进入城市，他的消费会增长5倍。他们对大众消费品，比如说榨菜、调味品的需求很大，低端消费品进入中国品牌崛起的阶段。因为中国70后、80后出生的人群和我们中国大众消费品牌的出现是契合的。
现在70后80后进入生育高峰期，放开二胎政策势在必行，婴儿消费品也会有增长。但是我觉得以上这两种消费都是传统的，或者说过去不是非主流人群的消费。以前90后被80后称为脑残人群，或者是非主流人群。但是今年小时代之后就表明了非主流的生活方式成为了主流的生活方式。现在你进电影院，60后的人看不了现在的电影，现在的电影市场已经被90后的人群充满了。我们网民的年龄基本上是25岁，玩网游的年龄是19岁。90后和85后是伴随着手机和平板电脑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消费习惯会延伸到未来10年，会成为主流的消费方式。因为85后人群和我们前几代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不一样。所以游戏会成为未来语言和社交的方式。
90后就成为我们新兴消费品的主要购买人群，我们科技产业最大的增量。他们的习惯是在网上进行生活，网上娱乐，网上游戏。游戏会成为移动互联网最主要的内容的提供方式，从政策到人口结构的变化，就延伸出来我们正在爆发的科技革命，就是移动互联网革命。现在70%的手机都是智能手机，智能手机颠覆了手机，平板电脑已经颠覆了PC。如果传统产业看不到这一点的话，就会被颠覆。这种新产品的出现，会导致传统这种终端被颠覆。我们认为今年是智能终端普及的元年，从过去的PC电脑已经变成了平板电脑。像过去的手机和电脑产业一样，智能电视让电视产业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现在也在出现智能手表、智能眼镜、智能汽车，我们所有的终端智能化已经开始伸展到各个行业。智能终端普及之后，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媒体要被颠覆。今年你会发现报纸、杂志、电视台的广告收入都是大幅度的下降。
传统的电视机，有线电视网和媒体正在被互联网媒体取代。新媒体出现了，就是互联网这个媒体。互联网媒体是交付式的，是从消费者主动进行内容的传输。我们觉得电视台这些传统媒体的广告资源会转到移动互联网上，电视产业从电视机的制造到它的有线电视网都面临非常大的压力。传统电视的收看意愿在降低，视频的流量在增长。移动互联网这个新媒体会取代传统的媒体，广告收入会超过传统广告的收入。
现在第三个方面就是渠道在被颠覆，出现了移动互联网新的渠道。过去百货、超市渠道正在被交付式的渠道颠覆。现在新兴的公司都走网上渠道，新媒体公司也是通过网上来传输内容。现在视频内容比电视机的流量更大，现在渠道方面也是这样。通过小米和乐视网都通过互联网来发行它们的产品，渠道的转移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双11一天的销售额超过了传统百货一年的销售额。
现在也出现了互联网的金融，比如说一个基金公司给了余额以后就变成了第5大公司，突破了千亿的规模。医疗方面也出现了移动医疗，各种医疗服务也是层出不穷。我们这个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会超过互联网10倍以上的价值，它的核心就是流量都到了手机上。我们网民花在互联网上的时间是远远大于看报纸和点电视的时间。随着资本市场的新兴产业互联网公司产业的高估值，每个传统行业都会面临着互联网。比如说卖汽车的，汽车也可以颠覆你的汽车制造商，娱乐方面也会颠覆餐饮公司，成为行业的入口。谁在网上把这个流量做的最大，掌握客户资源的话就会成为这个行业的龙头，把传统的制造业变成供应商。我们认为今年是移动互联网第一年的增长，明年将会是一个爆发期。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可再生能源和和互联网相结合的革命。我们中国500个城市里面能达到环境标准的1%都不到，我们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十个城市里面中国占了7个。雾霾的天气今年是30天，比往年多了10天。雾霾会成为我们经济最大的一个障碍，政府在这方面也是非常的重视，有一个治理大气污染的规划。环保的问题只是解决过去传统煤电污染的问题，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就必须发展新能源。美国过去几年爆发了页岩气的革命，在这方面中国天然气的比例也是非常低的。我们页岩气的资源仅次于美国，随着油气资源的放开，在页岩气方面中国的投资机会是逐渐放大。页岩气还属于传统化石能源，太阳能行业在今年步入一个拐点，还有就是LED。现在我们煤电占到68%的传统能源比例要降下来，因为煤电污染非常严重。
下面我讲讲科技力量和资本相结合。为什么好的公司都在海外上市？因为我们过去没有创业板，现在有了创业板之后，资本就和科技发生很好的化学作用。在这个方面我们整个的股市结构实现了比较大的变化，2008年以来我们传统产业的市值比例在下降，新兴产业的市值在上升。我们观察一下2008年以后科技引领全球资本市场的发展，苹果过去10年是涨幅第一的公司，由于它推出了智能终端。谷歌是推动搜索引擎，亚马逊从2008年以来涨了6.2倍。我们中国的腾讯随着微信的推出市值快速的增长，从2008年以来涨了8倍。我们认为科技产业结构随着政府的指引，人口的迁移和科技革命的爆发，新兴产业投资的机会应该会延续到2020年，迎来比较好的阶段。到2020年我们中国经济就会实现转型，那时候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资本市场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谢谢大家！
提问：今年以创业板为代表的新型股，以及周期股两者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会维持还是缩小？
石波：现在很多银行储户的钱都流向了非标的产品。我们过去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小银行可以关注，它们在进行互联网的改造。我觉得有些小银行，就是社区银行和互联网银行就有机会。不管你是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都必须跟着转型，投入到消费领域，消费银行和互联网银行就会有估值修复的一个机会。
陈鸿桥：下面有请吴晓求教授，吴教授是著名经济学家，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研究资本市场的专家，更是我们高交会的常客。下面掌声有请吴老师！
吴晓求：非常荣幸，每年都会来参加我们的高新技术论坛。今年的题目是谈谈中国金融三维度的改革，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我看从16个方面来概括到2020年的中国改革。16个方面，60条，其中在谈到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方面专门谈到金融的改革。虽然这个决议没有非常具体地说如何改，但是把改革的方向说的非常清楚。谈到金融改革的时候，主要谈了这么几点:一个就是说要对内对外开放，这是一个总的基调。对内开放主要是要让民营资本参与到中小金融机构的发起设立重组之中，让民间金融阳光化。同时还谈到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要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在谈到资本市场改革的时候，他专门说了一条，还说的非常具体的是“要推动资本市场发行制度的注册制度改革”。当然还谈到要推进内地的市场化改革，要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要推进人民币在资本向下的改革。同时还说要完善债券市场，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这些都从各个层面上提到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认识这个改革。为什么会谈到这几个领域的改革？显而易见，这和中国金融体系的缺陷是有密切关系的。中国的金融改革比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晚几年的时间，大约从1984年开始推行金融体系改革，到现在差不多有30年的时间。这30年来，中国的金融体系在沿着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无论是在规模、结构、产品和对实体经济的作用等方面，还是在制度、规则、治理结构、透明度以及风险管控等方面，应该说都有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的金融体系总体竞争力应该说有了显著的提升，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必须要着眼于未来的竞争态势。在吸收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新型技术的基础上，如何面对大国金融是我们的战略问题。这样一个大国金融核心要富有弹性，要有良好的透明度，和金融功能的高效率。同时要有趋优的资源配置机制，又要有很强的风险平滑能力。这样的大国金融既是高度市场化的、竞争性的，又是开放的、国际性的，还是高技术化的、便捷的。只有把问题看清楚了，我们才能找到改革的着力点。中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主要是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存在比较大程度上的垄断性，市场化的程度是不够的，金融的效率相对是比较低的。中国金融体系的垄断特征主要表现在是一个准入的管制。民营资本在过去虽然没有法律和规则说你不允许发起设立，或者说不允许参股，但是在事实上是有歧视的，也就是说在准入的管制上对民营资本是有明显约束的。同时，我们这个市场的垄断性还表现在价值的管制。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金融体系竞争的结果是不够充分的超额利润是非常明显的。客户对金融服务的满意度也非常低，从而就造成了金融和实体经济，包括出储户和投资者之间的收益是不平衡的。金融效率低也是中国金融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中国的广义货币M2的存量与GDP之比接近200%，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是最高的。这个比例在美国是58%，日本是140%，欧盟是61%，我们是200%%。
这样的高比重既反映出同样压力，更反映出金融体系的不完善，金融效率低垄断和市场化程度不高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是金融结构的弹性非常低，吸收和平滑风险的能力比较弱。金融结构的弹性既来自于竞争、透明度和市场化的机制，更取决于金融体系的证券化程度或者说取决于金融资产中证券化金融资产的比重。金融体系的风险不在于价格波动，而在于风险的持续积淀或风险的存量化机制。要使一个国家的金融得以安全有效的运行，必须要创作一种风险流量化的机制，就是以资产证券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资本市场。无论是从资本市场发展现状来看，还是从资本资产的证券化来看，中国金融结构都是相对刚性的，刚性化的金融结构为中国金融风险乃至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
第三是开放度不够，国际化程度比较低。中国金融体系之所以要开放，要大幅度提高其国际化程度，是因为要维系日益庞大的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在全球配置资源又能在全球分散风险的金融体系。从中国金融体系国际化现状看，显然力不从心。也就是说中国经济要维持金融体系的成长，我们目前的金融体系无能为力。中国经济究竟要走哪条道路？显而易见是要维持一个更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其中金融起到非常至关重要的功能。中国的金融与中国经济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是不相适应的。中国金融体系开放度比较低的一个重要标志，除了QFII之外的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还存在制度性障碍外，人民币还不是可以自由交易的货币。国际化程度较低的标志是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市场投资比例低，外国企业还不能在中国市场上市，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缺乏影响力。这些都会影响到中国金融在全球配置资源，同时又在全球分散风险的能力。
如果把这三个问题看清楚了，我们就可以来进入改革。经济改革从1978年开始到现在进行了35年的时间。1978年的改革是划时代的，是奠基性的，主要是围绕着国内的经济体制来进行改革。到2001年我们加入WTO之后，我们说这是第二次改革，说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中国金融运行的规则要参照国际的规则。中国社会在近现代第一次融入国际社会是WTO，第三次大的改革是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放，我们要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我认为金融体系的改革是至关重要的。面对这样的缺陷，中国金融体系进行三维度的改革，要实现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目标必须推进改革、推进开放。对中国金融体系所存在的缺陷改革的重点主要是三个缺陷，我称之为三维度的改革：
第一个改革是中国金融之“宽度”改革。其核心是推进金融结构的市场化、证券化，主要内容是大力推进资产证券化特别是信贷资产证券化，不断提高金融资产证券化率，依次推动资本市场发展。没有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就没有中国金融体系宽度的改革，就变成了传统的融资体系。资产证券化是资产市场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一个国家现代金融体系形成的基石，是金融结构市场化变革的主导力量。广义的资产证券化包括权益资产证券化和债券资产证券化，信贷资产证券化是债券资产证券化的重要类型。在中国除了继续推进权益类资产证券化，优化权益类证券化，还要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在结构上的发展。
从现状来看,中国资本市场规模偏小，对经济和金融投资活动的影响力有限，而在结构上则是不平衡的；股票市场市场化程度高于债券市场，但其市场表现不尽人意，无论是市值还是价格指数长期徘徊不前，基本上没有反映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债券市场相对封闭，种类较小，规模有限，分割运行；信贷资产支持债券更是雷声大雨点小，几乎无进展。这中结构上不平衡的资本市场损害了资本市场的效率，大大降低了资本市场的财富管理功能，不利于企业优化资本市场结构。中国股票市场的改革重点是：一是必须修改《证券法》，为股票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奠定法律基础；二是修改以IPO发行审核制度、退市机制、并购重组规则为重点的资本市场一系列制度、规则，以适应市场化改革的要求；三是严厉打击包括虚假信息披露、欺诈上市、内幕交易在内的违规违法行为，提高市场透明度。我认为股票市场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在这三个方面。
在中国债券市场改革的重点有两个：一是改革债券发行审批体制，多头审批、多头监管的体制是制约中国债券市场发行的主要体制性因素。二是统一市场、消除分割，使之真正成为投资者财富组合的机制。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也是未来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于盘活商业银行存量资产，减轻商业银行的资本消耗，提前消除其未来的不确定性，丰富资本市场品种，完善资本市场财富管理功能都是有重要意义的。最重要的是真正大规模推进资产证券化进程，在实践中我们则必须防止类似于美国次贷危机现象的出现。
第二改革是中国金融之“长度”改革，其核心是中国金融的对外扩展，使金融配置资源的链条超越国界。主要内容是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提高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资本市场中的投资比例，实现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上市，将中国资产市场建设成新世纪新的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中国金融改革中最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也是金融领域中最重大的改革，其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影响甚至要高于中国加入WTO。从一些硬指标来看，列入经济规模、国际贸易、外汇储备、经济竞争力等指标看，中国完全有条件、有基础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通常说人民币的国际化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人民币成为可自由交易的货币。目前人民币经常项目已经放开，资本项下多数也已逐步放开，我们应当顺势而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2016年人民币实现可自由交易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第二步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一员，成为国际上一种重要的储备性货币。人民币从可自由交易货币到储备性货币的过程既是全球金融博弈的过程，也是投资者认同的过程。期间会有巨大的摩擦和波动。人民币成为可自由交易的货币只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过渡目标或初步目标，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重要储备性货币应是人民币国际化最重要的目标。
从基础条件和技术路线设计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有国内发达的金融市场特别是发达资本市场做支撑，必须要有大量国际投资者进入中国金融市——主要是资本市场进行投资，作为人民币的回流机制。所以，大力发展并开放资本市场，提高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市场投资比例，显然是中国金融“长度这一维度应改革的题中之文。长度是开放，其核心是人民币国际化。
第三改革是直观重要的，叫做中国金融之“深度”改革。深度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打破行业垄断，促进适当竞争，适度竞争，提高金融效率。主要内容是推进金融领域的价格改革即利率市场化，推动利润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平均化，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合理配置和协调发展；消除歧视，打破垄断，允许新的具有巨大能量竞争者（甚至是搅局者）参与竞争。这样的金融竞争者（或者说搅局者）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营资本而更多指的是互联网。互联网作为一种全新的运营平台，其金融结合，将彻底改革传统金融竞争结构和运营模式，将重塑一种新的金融架构，这就是互联网金融。如果有一个新的竞争平台，有一个巨大的新生力量进来，也许在20年之内有人就可以挑战工商银行，必须要有新的基因的介入。
利率市场化是中国金融改革深度改革的前提条件和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要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从而决定了资本可自由流动；二是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从而奠定了资本合理流动的基础。中国金融改革之所以还不到位，既表现于金融企业市场主体性不够，更表现于金融领域的价格即利率主要是由政府来决定，利率没有反映出资金的盈缺性，也没有体现出风险的差异性。金融企业市场主体性的不足，必须通过放松限制，引入竞争才能解决；而利率管制则通过改革和放权就能实现。
利率管制扭曲了资金价格，导致了商业银行的高额垄断利润，损害了实体经济，加剧了资金供求关系的紧张，导致了大量以“利率”为标的的寻租行为的出现，促生了“影子银行”的野蛮性生长，滋生了腐败。
利率市场化显然不仅仅指贷款利率市场化，更包括存款利率的市场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后者更具有基础性。从短期看，利率市场化可能会收窄金融机构的收益率，也可能会给一些资本实力较弱的金融机构带来重大的风险；但从长期看有利于金融领域的适度竞争，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允许民营资本参与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金融机构的发起设立和并购重组，虽然也是中国金融之“深度”改革的内容之一，但基于民营资本在规模、信誉、竞争力等处于明显劣势，民营资本对中国金融之“深度”改革中的实际作用相当有限。有一种力量将会对现存的金融体系提出全新的挑战，那就是互联网。以互联网为平台构成的金融服务模式，我们称之为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模式千万不要混淆，互联网金融是对金融一种基因性的变革。传统的银行通过互联网进行一些产品的创新，但只是金融互联网。只有以互联网为平台，构建新的金融运行结构，我们说这是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之所以可以对传统金融会产生基因性的变革，主要是互联网有一种特殊的基因的力量。比如说它是一个无边界的平台，你找不到边界在哪里。它很创新，使规模和成本得到了最大的优化。它具备了对信息流的整合功能，它使信息流成为一种无价的财富。他除了克服了传统金融体系中的信息不对称，还使交易双方都能够获得一个完整的交易信息，从而使交易完全透明。我们说对传统商业模式的重构里面，这种力量是体现的淋漓尽致的。像今年的“光棍节”去年是191亿，今年是350亿，这个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这个数字比上海市场上各种节日加起来的传统行业的总和还要多很多，这就是它的力量。它对传统商业模式已经起到了颠覆性的作用，互联网下一个要重构的产业一定是金融产业。互联网渗透的力量，它不会到利润空间很薄的地方，它一定会进入利润空间巨大，市场无限大的产业。互联网要分享这个超额利润，要使这个超额利润平均化，起到一个竞争者的作用。况且互联网的基因和金融的基因是相吻合的，它和金融的功能在基因上是匹配的。如果说在基因上不匹配，它的边界是很小的，如果说它的基因是匹配的，它的可替代边界就非常大。金融有6大功能，其中在4大功能上可以和互联网的功能耦合，可以匹配，就像输血一样可以输进去。比如说支付清算，现在传统的商业银行，以前没有互联网技术的时候严重影响了效率。既影响到交易双方的成本，还影响到交易双方的效率。互联网进入之后，会使支付清算的效率大幅度提升，可以在瞬间完成。
现在阿里支付宝里面是在现在所有互联网金融形态里面最具有互联网金融基因的东西，其他的都是片段化的东西，只有阿里支付宝有一点基因，但是不完整。因为支付宝的上游还是银行帐户，没有解决资金的来源问题，还必须依托传统的金融体系完成支付功能。如果未来它有一个自己的资金来源，就是真正的互联网金融。但是阿里小贷是一个比较标准化的互联网金融形态，至于说P2P是一个怪胎，这个是很难有前途的。只有通过互联网的大数据去挖掘信用能力的时候，互联网金融就出现了。互联网金融一定会重塑中国的金融，而且是一个最重大的变革力量。
互联网之所以有可能全面挑战，甚至于颠覆现行金融模式，是因为它重新搭建了一个快速、高效、低成本、高信息化的基础平台，从而塑造了一个全新的金融运行结构。对传统金融的结构而言，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异物”正是这个“异物”可能会使整个金融体系发生“基因”式的变革。互联网金融是中国金融之“深度”变革的核心内容和最重要的节点。金融即将进入互联网金融时代。
第三个是中国金融的未来，在中国构造一个什么样的金融模式是有争议的。我本人主张：在中国应构建一个以资本市场为平台、开放的，能在全球有效配置资源、又能在全球有效分散风险的现代金融体系。为此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同时，全面推进金融结构的市场化改革，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我们近中期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任务。
提问：放开利率市场化是本轮金融改革的重点，你认为难点在那里？
吴晓求：难点，或者忧虑之处是在于怕引起恶性竞争。同时我们的存款保险制度还没有建立，这两个成了我们重要的约束。就是说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后，一定会有一小批中小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型的商业银行会受到威胁，因为它的确没有竞争力。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储户的权益，为此就必须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提问：最近几个月几十家上市公司都要宣布筹建民营银行，你对民营银行的前景怎么看？
吴晓求：我认为它就是补缺，产生不了重大的影响。
提问：有人说在三中全会迎来新一轮的牛市，你怎么看？
吴晓求：刚才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说了，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都不预测。我觉得外国著名的教授一般都不预测，因为他没有根据，他都是拍脑子。你说未来有牛市吗？当然从宏观意义上说，三中全会是推动改革，改革要有改革红利，老百姓肯定要受惠。但是你说是不是会带来牛市，还真不知道。
陈鸿桥：谢谢吴老师，吴老师对金融改革和创新的未来和趋势进行了非常深度的分析。今天下午我们3位专家都做了非常精彩的演讲，既有国际视野，也有本土第一线的投资实践经验。同时还有像吴教授这种经济学家为我们研究分析当前和未来的一些金融和经济的现实问题。最后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各位嘉宾的演讲！谢谢各位专家，也谢谢各位的参与，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明天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