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新技术、新经济”主题论坛

　　时间：2020年11月11日  14：00--17：30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五层簕杜鹃厅

　　实录内容：

邢早忠 金融时报社党委书记、社长

　　邢早忠：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在这美好的金秋时节我们相聚在深圳这座充满创新精神和活力的城市，共同举办第二十二届中国高交会中国高新技术论坛。本论坛以“新时代、新技术、新经济”为主题，共同探讨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在新发展格局下，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如何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世界发展带来更多的中国机遇，应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次论坛议题非常丰富，主要包括新基建引领发展新浪潮高端对话、新基建新动能新引擎以及金融业全面开放与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我们有幸邀请到中外院士、知名经济学家、科技领军企业高层等嘉宾出席参与本次论坛相关话题的讨论。我是金融时报社社长邢早忠，非常荣幸担任本论坛的主持。

　　我们首先有请中国企业评价协会会长、第二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先生发表演讲。侯主任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他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发展战略、企业改革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他今天演讲的题目“新基建应重建更重用”，有请。

侯云春 中国企业评价协会会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

　　侯云春：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论坛，15分钟的发言时间，我讲三点意见，和大家分享交流。

　　第一，新基建是引领我们国家经济逆势增长的新引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都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大家知道我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6.8%，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没有过的。4月份开始，我们成功地有效控制了疫情，开始复工复产，二季度转降为升，增长3.2%，三季度增长4.9%，前三季度下来增长了0.7%，这个速度很低，但是纵观全球各大经济体，这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可以说在各大经济体当中，我们是一国独增。国家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经合组织以及各大世界评级机构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预测，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他们预测今年全球经济负增长4.4%，中国经济可以增长1.9%。

　　我们看一下前三季度增长0.7%，从需求的角度来看，三驾马车这三根绳哪一根绳的力量最强。社消零总额，消费这块，前三季度下降7.2%，虽然在第三季度增长了0.9%，在季度内转负为正，但是前三季度是下降的。出口增长了0.7%，这里面有一些特殊因素，因为大部分是抗疫物资的出口。第三季度，一些国家虽然疫情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但是稍有缓和的情况下，强行开放经济，他们要补充库存等，和这个因素有关系。所以出口有一些临时性的、特殊性的因素。比如口罩，前一两个月的统计，我们光给美国就出口的370亿个口罩，平均他们每个人可以分100多个。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0.8%。从三大需求来看，还是投资对前三季度经济增长拉动的作用比较大。在投资当中相当一部分是新基建的投资。可以说它对于我们缓解疫情冲击下的经济下行压力，对于加快形成内循环为主、双循环联通的发展格局，对我们的高质量发展，新基建可以说一是功不可没，二是还需要它们进一步发力。

　　我认为新基建不仅对当前在建的过程当中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强大的拉动作用，而且在建成之后对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都是一个强大的支撑。

　　第二，新基建重建更重应用，重硬更重软。在新基建当中，包括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这里有一些是硬件建设，一些是基础设施，但是新基建的软件建设，新基建建成之后的广泛应用更为重要。我们国家在这些年每一次遇到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特别是国际经济环境严峻，对我们增长形成比较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比较多的采取的都是扩内需，搞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出口显然是受阻，消费由于整个经济下行，人们的收入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而且消费本身是一个常数，高点和低点也就是一两个百分点的差别，关键的变量是固定资产投资。我们过去几轮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应该说道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都搞得差不多了。比如海南岛，第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搞了一个环岛高速公路，第二轮基础设施建设搞一个环岛高铁，总不能再修一个环岛地铁吧，除非旅游的人坐着车环岛转一圈之外，谁也不会从三亚到海口绕着转。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既超前，又要适可而止，不能过度超前。

　　现在我们要发挥投资这个关键变量的作用，怎么办呢？新基建，这是我们的一个着力点。在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一个是要紧紧围绕着当前的需求，当然大家也说不管是新基建还是老基建，只要是市场需要的都是好基建，都是我们现在应该发展的。我们讲的“两重一大”就不完全是新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积极推进新基建的建设和应用。我们这一节的两个题目紧密相关的，是下一个讲的资本市场开放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在新基建当中，首先要解决投融资机制，打通新基建的投融资机制，形成官产学研用经建媒通力合作的机制。二是要加快新基建的建设进度，提高新基建的建设质量，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特别是新基建，不管是城市建设还是基础设施建设，在基建个问题上可以说是我们犯不起的错误，改正起来非常困难。在一开始基建建设之初，从设计到施工必须层层把关，质量第一、安全第一。三是新基建在内我们也是要本着这样的原则，可以适度超前，但是不能过分超前，必须和经济发展现实需求紧密衔接。四是在新基建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发挥好两只手的作用，一只是看不见的手，另一只是看不见的手，这两只手要紧密配合。在中国做成任何一件事情，没有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引导和调节，很多事情根本做不成。但是没有看不见的这只手充分发挥作用，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什么事情也做不好。把这两只手结合起来，很多事情我们既可以办得成，又可以做得好。五是积极推进新基建的建设和应用要培育市场，发展用户，关键在于建起来之后怎么用，不能摆在那当盆景，关键在于应用。而且在应用当中关键在于人才，特别是既懂新基建这方面的技术，又懂得产业方面的技术和应用的，以及懂得企业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这样才可以使我们的新基建建得更好，建成之后能够用得更是恰到好处。新基建对中国应对疫情冲击下的经济下行应该，对我们加快形成新的发展格局，对我们贯彻新发展理念，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说是一个强大的支撑和新的发展引擎，我们一定要把它建好、用好，为实现中国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谢谢大家。

　　邢早忠：谢谢侯主任的精彩分享，侯主任强调新基建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也强调新基建重建更要重用，重硬也要更重软，并就推动新基建的建设提出了五条建议，非常有指导意义。说到新基建我也有感触，我在北京住的小区算是高档小区，是有热水的，热水过了两天就变成黄颜色了，我们的水为什么就解决不了？我洗澡的事一直没有被解决得很好。新基建、老基建都要用现代技术建设好，否则的话我们去欧洲、去美国拧开自来水龙头就可以喝，但是在我们这还是不行，所以新基建非常重要。

　　接下来有请新开发银行（金砖银行）副行长莱斯利·马斯多普先生的演讲，他的演讲题目是“进一步开放中国金融和资本市场机遇与挑战”，掌声有请。

莱斯利·马斯多普 新开发银行（金砖银行）副行长

　　莱斯利·马斯多普：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邀请我来参加今天的论坛。对于刚才侯会长谈到的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这块，我是完全赞同的，这也是我今天想在报告当中来谈的一点。

　　首先我想先谈一谈新开发银行，我们先回到1944年二战的时候，世界银行成立了，世界银行成立的目的就是要重建欧洲来应对二战对欧洲带来的摧毁性的后果。所以在当时欧洲经历了非常困难的保护主义以及大陆之间的经济发展极具不平衡的困境。在1944年世界银行成立之初，世贸组织，包括IMF也应运而生，这些机构在后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推动了全球的繁荣发展，其实也是对1944年以来的40多年全球化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但是绝大部分这些机构只是反映出当时那个时代所谓世界力量的平衡局面。大家都知道在过去40年当中，其中全球化发展最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新兴国家的发展，中国成为了新兴国家发展的代表，像印度、巴西、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也是很好的新兴国家代表。所以新兴国家的发展需要新的资助，这就为什么形成了所谓的金砖国家，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2014年，这些国家的元首决定要成立一个新的银行，2015年很荣幸受南非政府的邀请正式成立了新开发银行，前身叫金砖银行。我们现在的总资产是550亿美元，我们在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金砖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扮演巨大的作用，而且银行也在不断扩展会员国，从之前的5个国家拓展到其他的新兴国家。

　　我们知道在中国上海临港区有一个新能源的项目，而且我们现在也在北京在建的大兴银行当中也有投资，而且在深圳的智慧城市项目当中也有投资。银行成立之初就是希望和各国现有的财政政策相辅相成，能够让基础设施，尤其会智慧基础设施、绿色基础设施的发展更为顺畅。

　　谈完银行之后，接下来我想谈谈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毫无疑问新冠肺炎疫情其实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就拿深圳来说，深圳所处的位置非常优越，因为深圳的价值链已经是往数字化方向转移了，所以对于很多分析师、评论家来说，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就是大规模数字化的转型，数字化转型可以说是我们所学到的最大的一点。在过去40年当中，如果我们看新冠肺炎之前40年数字化的发展和现在一年的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我们对数字化的发展做了很大的投入，明年我们对于数字化投资的资本池将会扩大，也将会在这个领域做更大的投入，包括智慧城市、绿色环保和数字化。

　　还有一个令我们反思的一点，世界之前是面临过这样的挑战的，我们在危机来临之时必须要反省，比如一战、二战，其实每一个时期世界都会经历一个巨大的经济政策的变化。现在很危险的是世界有些国家出现了保护主义的抬头，所以我们强烈呼吁我们一定要加强全球合作，一定要更具开放性，而且对于我们之前要坚守的一些开放性的经济政策要继续推行。

　　当然，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经验，世界在不断发展时，我们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就是气候危机，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让城市，包括在新兴国家，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污染性比较重的城市一定要进行转型。所以对于新兴国家来说一定要开始我们的转型，转向低碳更环保的社会经济，这也是我们新开发银行在后续投资的时候最核心的一个关键立足点。

　　接下来我想谈一谈今天我想谈的最主要的话题，那就是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开放，尤其是中国的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开放。在1978年邓小平先生正式开始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也带来了中国未来40年的蓬勃发展。虽然说中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而且和40年前相比已经有了上百倍的增长，但是从金融和资本市场来看这个市场还是相对闭塞的。所以对于我们国外的朋友来到中国的时候观察到98%的银行债券市场其实都是国内市场，这就意味着只有2%的债券市场或者是资本市场是有海外银行和金融机构参与。我们看一下零售银行、资产管理、对冲基金等，海外机构在这块的份额还是很少，换而言之中国这块的潜力和市场非常巨大，这也是未来金融和资本市场改革很重要的一点。

　　中国政府希望做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也希望把人民币作为未来世界交易和贸易当中很重要的货币。如果中国想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话，如果没有加快我们在国内金融和资本市场开放的话其实是做不到的。现在有大量的金融和资本流向是流到中国，使得中国这个市场的流动性是非常充足的，要做到这点就必须要充分开放。另外也要有一个高质量的信用风险分析机制，五年前我来中国的时候，我们谈的是很多债券的债券方都是AAA、AA的评级，但是对于借贷方和发贷方在借贷关系中，很多元素在评级的时候是缺失的。像穆迪、标准普尔这些机构在做评级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些金融机构国内合作伙伴的质量。所以对于评级的质量和最后的结果，可能并不能够完整地反映出这个资本市场或债券市场的质量和水平，所以换而言之我们应该更多考虑各方的质量和资质。中国如果要在金融市场有所突破的话，一定要有更加明显的、更加大胆进步的发展。

　　最后我想再提两点，第一，新冠肺炎疫情反映出来的问题，那就是经济模式其实是有很多的脆弱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其实已经暴露出了不同新兴国家经济发展的质量、内涵和底蕴，现在有数十亿的儿童没有办法上学，就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儿童不能上学，尤其是新兴国家的儿童没办法用数字化的方式，有平板和电脑来实现远程学习，没有这样的条件。我们看到经济模式其实是驱动着现在经济体系的发展，所以很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希望要实现更好的平等性，在经济模式的设计当中一定要考虑这一点。第二，其实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新兴市场其实能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能够为全球金融基础设施和经济架构作出贡献。还是回到1944年当世界银行成立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基于一个政治体系来打造的，在当时我们希望以当时的时代背景做世界银行的成立，而且在未来新兴国家将会在政治体系当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也是未来要利用好的，谢谢。

　　邢早忠：谢谢莱斯利·马斯多普先生的精彩分享，他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提出了金融如何开放，全球化应该要继续推进，并就当前疫情形势发展的情况提出了两点关于经济模式的问题、关于新兴国家到底要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应该说很有指导意义。

　　下面有请美国工程院院士、美国科学与艺术院院士、美国第三脑研究院院长陈世卿先生发表演讲，陈院士是全球著名的超级计算机专家，他专注于研究脑、发展脑、保护脑和脑延伸的前沿项目的研发。陈先生的演讲题目是“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脑科学+AI+网格边缘超算的应用场景”，掌声有请。

陈世卿 美国工程院院士、美国科学与艺术院院士、美国第三脑研究院院长

　　陈世卿：大家下午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新基建、新技术的着力点在哪里，从技术角度和应用场景跟大家分享。大家都讲5G，5G带来新基建，它带来了快速通信、快速数据来源和收集，但是光它自己还不能形成应用场景，所以下面产生了工业互联网，把各种不同的公司、企业和用户结合起来。光是工业互联网还是不够，所以必须要有大数据，要收集很多的数据变成新的应用场景。有了大数据还不行，就必须要有怎么样把这些数据转变成真正有用的，对民生有用的，对企业有用的，这里面有三个，一个是脑科学，一个是人工智能，一个是网格边缘超算，这三种结合在一起才能完成真正从端到端到边缘的应用场景。

　　这是我的背景，这是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36岁，现在我的生理年龄是76岁，因为我研究脑科学，我感觉到我脑的年龄还是36岁，假如你们好好学习的话，你们将来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从90年代到2000年代，30年内全世界的超级计算级，几乎90%都是从我那边开始研发出来的，然后继续扩大，我是从1变成2并行计算，2变成4，4变成8，全世界就跟着同一个方案一直开发到今天为止。全世界的所有超级计算机都是这个系统。但是15年前我就发现一个问题了，这个系统是集中式的，每个地区在使用的时候要使用的能耗是20兆瓦，而且能使用的人越来越少，只有国家可以养得起。这条路并不是能够普惠大众的。所以在15年前我开始重新研究，把我自己革命掉，下一代未来的超级计算机应该是什么，所以我就朝向研究脑科学。人类的脑是非常聪明的，我们的脑只有25瓦每秒钟，但是这个脑可以指挥脑神经250-260亿脑神经元，这是老天爷给我们的。我们得到的结果是我们的确可以学到很多，也许不是一天可以做到，但是终究我们可以做到分布式的，可以到边缘，到城市，到街道，到社区，有了这个超算能力就可以做很多不同的算法，人工智能就要有不同的算法，算法要有算力，我们从5G拉到边缘。

　　以前所有的超级计算机的用户都是全世界100强，这些都是我的客户，虽然我不是开发他们的应用，但是他们用了我的超级计算机做模拟、做仿真，这些大型工业将来都是要走到人工智能。除了他们之外有另外一条路出来，就是中小型企业。最近最有名的投资家贝佐斯说过一句话，未来是AI流，要把计算、超算小型化，要拉到边缘，拉到社区街道办，那个量特别大。所有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都是跟人工智能有关，人工智能就是要算法，算法就需要算力，这块将来要大力开发。美国科技方面已经走到这些方向了，人工智能跟机器学习是第一个。

　　应用场景，在街道办就是各种应用场景，医疗、教育、农业、交通、安防、能源、环境、文创、制造、金融，全部都是拉到社区，都是在最小型的街道办。

　　应用场景假如不抓住的话是没办法的，光是卖超级计算机也卖不了几部，一年的市场也就20亿美金，到现在还是20亿美金。但是应用到应用上面来，比如慢性病，中国人慢性病特别多，我在2006年到2012年到中国，7年都没有离开中国的边远地区、农村地区，我建立了4个试点，健康云，就是你们现在享受的医联体，县、乡、存整合在一个健康云，那个模式的1.0版本是我做的，一个是在满族，一个是蒙族，还有一个是回族，还有一个是哈萨克族，我们做了4个慢性病的健康云。我们看这个照片里面有一个人，中间是301医院精神科医生，他是医学专家，我是信息专家，右边这位是原卫生部部长高强部长，他无意中看到这个，他说这个才是中国未来大健康的基础建设。他2009年到了人大财经委主委又把我这个模式扩大，扩大成200多个县。今天每个省都有一个健康云的概念，这是现在的模式3.0版，但还不是我原来理想的，我原来理想的是全国一个网，而不是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大数据要保护你就要从小到老到你死是全部跟着你的，这个数据不论你在哪里，你从这省到了那个省还是要跟着你的，这个数据是你个人的，最后要做到一张网。假如这个做到的话我们今天的健康码就是一个码，而不是每个地方都搞一个码。我们做的大数据慢性病收集，这方面美国到现在还没有。所以为什么中国可以用不到5%的GDP能覆盖到中国14亿人，美国用了19%的GDP，到现在连他们自己的国家都不能覆盖，没有这个系统。

　　未来有超级计算机，有AI，又有脑科学结合，为什么脑科学要结合呢？因为AI本身是一个技术，它本身的程度还没有人的大脑，人的大脑是非常聪明的，决不能把人的大脑丢掉，AI只是一个工具，用人的大脑创新的能力带着AI一起来做，这个创新的应用场景才是最多的。我举个例子，我们做的智能医疗，我们正在研究的是怎么样在你进医院前我已经知道你什么时候有没有老年痴呆症，有没有忧郁症的早期检测，从你家里的数据收集来我们就可以早期检测你有没有忧郁症，有没有帕金森症。

　　除了脑科学，我们也做脑电和心电，比如这个图就是心电图，当你发生了心脏病躺在马路上的时候，救护车来了，心脏病有十几种，不是每个医院都有专家，在20分钟内确定你是哪一种心脏病，往哪个医院送，如果送错了地方你的命就没了。所有大医院的医生就是靠这个用尺子量。我们将来要建立这样一个平台，一个城市就一个平台，让80%以上的都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加上超算能力就可以把负担降低，很快就可以决定往哪里送，平常可以用作日常保健。这一定要边缘计算能力，因为不知道你会在什么时候倒下去，在什么地方倒下去。

　　老年痴呆症早期检测，从脑科学知道在三四十岁的时候，你已经开始进入了这个，就是功能下降，而不是忘掉事情，现在没有一个药是被证明有效的，所以我们要把它往前移，让你不生病，就是不要得老年痴呆症。年轻的时候不睡觉，抽烟，生活不正常，你的功能越来越下降，就在那个时候提醒你该休息了，要通过什么方式来恢复，把所有的健康问题往前移，而且就在你的边缘，就在你的社区里面。

　　除了研究方面需要培养很多人才，我们将来面对新技术、新基建不光是技术应用场景，我们还需要培养能够参与这方面开发的人才。光是人工智能人才，中国目前需要500万人才能跟美国比，但我们现在有多少人？5万人，差100倍，而且这5万人都在哪里？都在大公司里面。我讲的是中高端的应用开发人才，我们远远不够。我在四川成都大学锦城学院成立人工智能学院，我们要培养大批的人，要复制100个这样的人工智能学院。

　　我们也运用脑科学的方法来怎么高效地教育人，我们做了一个中国人学英文的脑科学带动的产品，我们现在还没有公布，我们做了100万的临床试验，从美国硅谷做了500万，到中国做了500万，光是做临床，人家已经拿临床软件开分校店了，已经有两个公司上市，非常有效率，就是用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的方法，脑机结合的方法，已经有两个公司上市，现在第三个又有900个分校店，也快要上市了。将来我们要真正开发的是英学中，把全世界说英文的人能够变成说中文，这样以后就不需要翻译器了，我们希望在冬奥会的时候能够把这个开发出来。下面还有各种应用，包括环境，空气要好，光线要好，作为要有一定的形状，这样你就会高效率学习，这是从环境中做智能教育。

　　从脑科学的角度讲，未来新的教育系统，我们正在做试点，从幼儿园用脑科学来启动教育，从幼儿园我就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种天性，你的兴奋点在哪里，比如你是属于科学型的、技术型的、工程型的、艺术型的，还是医学型的，你是艺术型的就不要学数理，把不需要的时间省下来了。我们有一个系统，正在准备做试点，从幼儿园，按照脑科学的方法、AI的方法带着你学，到17岁把博士念完，3年做实习，20岁马上释放到社会上，我们做到这一点，就是中国第二次人口红利还能到来。现在第一次人口红利已经完了，大家享受得很好，老龄化来了。我们将来把这个新的教育系统出来，20岁释放到社会了，这就是未来以科技的方法。20岁是人的大脑最顶峰的时候，我们现在博士念完都35岁了。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在能源方面，我们现在注重绿色能源，我们在光电、光热、生物能源，包括氢能源、乙醇以及各种新的能源都是绿色的。这是从新能源，还有从现在用的能源降低用能，从增量和减量加在一起。这些公司都是把现在浪费的东西减量，很多公司都可以省下能源。

　　不光是硬的科技，我们讲软的科技，文创也可以用AI、边缘超算。《阿凡达》电影就是用我们的超级计算机10部来制作，当时《阿凡达I》出来的时候是20亿美金的收入，但是十年才收回来，用了10部超级计算机。将来我们全部打算，分布到全中国每个街道，每个艺校、美校的毕业生都可以参加，让所有的毕业生都有工作做，让他们在山上、在海岛都可以参与制作，因为我们把边缘计算送到他的家门口了，这样可以产生很多中国的故事，把中国的文化带出去。《花木兰》是中国的故事，好莱坞赚钱，熊猫是中国的故事，《功夫熊猫》好莱坞赚钱。

　　智能制造也是一样的，大数据+脑科学+AI，脑机融合，再加上边缘计算，拉到工厂旁边。农业，农业不只是种，要从种子开始知道它是干净的，这样很多病就可以出来了。交通，很多不同的交通工具，就是用智能化的。智慧城市，我们希望把这个变成网格式的，能够设计出来。产业区，所有这些在源头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进去，不要东做一个西做一个。斯坦福几年前把全校用水用电综合变成一个系统，五年内就把花的钱全部省回来了。在设计的时候刚开始就要整体设计。将来我们希望在所有的智慧城市里面，新能源、储能、新能源汽车所有这些，一个城市所有的东西都一起设计，不能这边做一点，那边做一点，这样就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我今天由于时间有限就介绍到这里，只是给大家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实际上可做的事情非常多，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我们做这方面的事情，未来的智能不是为了赚钱，而是真的要解决人类的问题，让最后一公里的，能够解决老人家、老太太的问题，这样我们做起来才有意义，谢谢。

　　邢早忠：谢谢陈院士的精彩分享，他用5G、AI等各个技术的系统集成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美好的人类社会，他所讲的这些都是新基建新技术，应该大力发展。但是陈院士最后一句话，这些技术的发展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解决人类发展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陈院士这句话让我非常感动，我在这里衷心的谢谢您，不赚钱，但是要解决我们的问题，谢谢。

　　接下来有请平安集团智慧办副主任、平安智慧城市联席总经理兼CTO胡玮先生发表演讲，他的演讲题目是“科技让城市更美好”，掌声有请。

胡 玮 平安集团智慧办副主任、平安智慧城市联席总经理兼CTO

　　胡玮：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今天我分享的这个主题跟我们如何用科技的手段把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得更好，我主要是想分享一下我们在疫情过程中为国家、为深圳以及全国很多城市用科技手段抗疫和复工复产的分享，未来在城市建设中如何借助科技能力和手段，把城市建设做得更加符合企业的营商环境和市民的满意程度，让老百姓和企业感受到，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可能大家都觉得平安集团是保险公司，稍微知道多一点的知道平安是金融集团，实际上平安在科技上的发展也非常快，我们去年的营收是1.2万亿，利润1600亿，税收是1200亿，占全国税收总额差不多1%，占广东省的4%，占深圳市的7%，是深圳纳税排名第一，跟排名第二、第三的加起来的总和跟我们差不多。进入世界全球500强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在500强的排行榜前进了8位，同时我们在福布斯2020全球保险行业排名第1，金融行业排名第5，上市以来年复合增长率超过20%。

　　平安的一天，我们有150万员工，每天要交的税收差不多3亿以上。我们服务2亿多人群，差不多每7个中国人中有一人是平安的客户，我们过去十年在IT投入超过上千亿。我们拿出营收的1%去做科技研发，去年我们投入差不多200亿以上，未来五年要投入1000亿以上。今年是平安32周年，我们从蛇口起家，第一个十年就是保险，第二个十年做综合金融，银行、信托、证券、不动产、资产管理等，我们是中国全金融牌照的3家企业之一，平安、中信和光大。我们当时是说学汇丰，原来汇丰是我们的第一大股东，现在我们是汇丰的第一大股东。第三个十年是金融+科技，我们要用科技的手段让平安在金融、保险和医疗领域高速发展，保持高速增长。我们成立了金融+互联网公司，好医生在香港上市，市值过千亿。金融壹账通在纽交所上市，市值差不多80亿美金。上周陆金所在纽交所上市，估值350亿美金。我们还收购了汽车之家等。我们还孵化了医保科技、智慧城市等。

　　平安为什么花那么多钱投入到科技？因为给业务带来的价值是巨大的。我们去年1月1日改名，原来是保险银行投资，我们叫金融+科技，科技已经是支撑平安高速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它给整个集团的高速发展带来了新的引擎。我们的核心技术，我们不做硬件，华为、富士康、中兴、浪潮等他们是做硬件科技，我们是只做软件，软件分为基础科技和应用科技，我们分为ABCDEFGH，我们服务的范围有15个国家，接近4000个金融机构，接近2万个医疗机构和43万医生，60多万企业，接近1亿的市民。

　　在疫情期间我们做了什么？疫情暴露了很多城市治理的问题，在疫情防疫的过程中发现还有很多缺失的地方，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我们如何用科技的手段让城市治理，以前的智慧城市建设大部分是以硬件为主，我们通过交通摄像头做雪亮工程、安防，但是老百姓和企业并没有真正感受到智慧城市给他们带来的价值。所以新一代智慧城市建设更强调的是企业的营商环境和市民的满意度，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工作。

　　我们携手华为、腾讯等深圳的龙头企业一起做的。深圳智慧城市在2017年全国排名第9，去年全国排名第1，市民服务平台“i深圳”已经连续两年全国城市排名第1。优政、兴业、惠民，不同领域服务不同的政府、企业和市民。我们现在已经有118个城市、230个项目，在7个海外都在提供服务。

　　疫情期间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在深圳有“i深圳”平台，“i深圳”连续两年全国排名第1，i深圳”作为深圳的一张名片，在疫情期间我们快速响应，做了比如“深i您”系列，平安服务在家、在家服务、口罩约等服务，快速为在疫情期间的防控防疫工作，物资调配以及在家隔离人员心理健康等提供服务，现在我们已经有95%的个人服务，70%的企业服务都可以在线上办理，极大地方便了在不见面的情况下能够做到更好地为企业和市民提供服务。

　　我们的在线问诊平台平安好医生，已经服务了差不多3亿多的线上问诊，每天问诊量平均80万，相当于63家医院的日均咨询量，在线医生有5000个全职医生提供服务，有1400名左右是我们平安的全职医师。

　　还有智能影像，光是核酸检测已经不准确了，核酸检测+CT，但是CT又没有那么多专职医生能够看完，因为看一张CT片是10-15分钟，平时CT的漏诊率接近30%，不是说医生的能力不行，因为他们每天看太多的片子来不及看，仔细看一张片子要10-15分钟。另外人的肉眼3毫米以下看不清楚，人工智能可以自动放大，可以缩短到2秒钟以下，漏诊率从原来的30%以上下降到2%以下，这极大地方便了医生。我们把医生90%的时间判别片子有没有问题的工作中，花在刀刃上，让他判别有问题的片子是哪些，把90%的时间释放出来去确诊病症。我们在疫情期间为100多个城市提供这样的服务，可以做到远程，提供了非常便捷的服务。

　　复工复产阶段我们也做了大量工作，复工复产当时最缺的是资源，口罩，还有其他的物资，我们当时配合深圳市做物资调配平台，在复工复产需要什么物资，全市统一调配，极大地为市委市政府更好地调动资源，把有限的资源放在最需要的地方上，当时公安、交警、医务人员最稀缺这些资源，把这些资源优先给他们用。

　　复工复产阶段还有一个问题，企业复工复产是一方面，还有企业想开办但是没办法开办，因为他没有办法到委办局办事，因为都不能见面。后来我们在全国首创不见面审批，原来的食品经营许可证需要7-8天的时间，要预约，然后到现场进行检查，看各种标准是否合规。我们现在做了远程不见面审批，你根据他的要求拍视频，室外的、室内的，有GPS定位、时间戳等，我们有人工审核是否合规，把原来7天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缩短到52分钟。不见面审批不仅让企业尽快复工，而且让新开办的企业尽快开办，促进经济的发展。龙岗区批了1000多个餐饮店，平均时间是40分钟，实现了零跑动。

　　我刚才举的这些案例，我们面临新的时代，我们需要用新科技的手段去创造新经济。我们如何借助技术手段，借助新基建去创造新经济，需要大家一起携手。

　　我们相信专业让生活更简单，科技让城市更美好，让我们共同携手，为建设美好的城市作出贡献，谢谢大家！

　　邢早忠：谢谢胡总的精彩分享，平安集团经过30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全国最受尊重的公司之一，不管是在金融方面首屈一指，在金融科技方面，特别是利用大数据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非常感谢。

　　接下来我们有请准时达国际供应链副总经理、全球市场营销中心CMO毛臻伟先生分享，他的演讲题目是“洞察全球供应链的核心变量，迎接创新发展机会”，掌声有请。

毛臻伟 准时达国际供应链副总经理、全球市场营销中心CMO

　　毛臻伟：我是来自准时达国际供应链的毛臻伟，刚刚各位专家讲的非常宏观，从科技技术、金融等方面给我们描绘了非常美好的未来。准时达作为一家脱身于全球最大制造业富士康的供应链企业，新基建这件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想通过今天短短的15分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观点和看法。

　　纵观整个历史长河，我们发现有三个契机会驱动整个世界格局的改变。第一个是战争，比如一战、二战。第二个是蔓延全球的瘟疫。第三个是科学技术的革命，比如欧洲的两次工业革命。每当世界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前提下，人类总是会主动或被动做出一些创新科技革新，从而改变整个工业历程的改变。

　　从今天这个时间点回顾看，我们发现我们非常不幸但是又非常有幸地遇到两只黑天鹅的降临，就是疫情和科技创新，当然我们不希望第三只黑天鹅的降临，这个对大家都没有好处。我们认为在未来几年，整个行业的变革和创新会非常剧烈，如何在这样的历史机遇和挑战中抓住机会，将会成为所有企业甚至地区和国家共同的话题。回想前面六个月，从我们集团的角度来讲，我们看到全球经济蜕变逐渐变成一个现实。疫情的冲击不可避免带来全球经济治理共识的减弱。面对疫情的冲击，很多国家采取了各扫门前雪的态度，互相封锁边境，关闭防线，甚至对防护或者战略物资进行全球性争夺。国际合作和政策的协调变得非常奢侈，大家变得互相指责，而不是携手共同应对挑战。

　　第一波冲击是中国的疫情先发生，它中断了中国向全球供应物料的路由。一些重要的产业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面临断裂的风险。第二波冲击是当中国慢慢恢复的时候，全球的订单在萎缩，直接对我们的出口产业形成了第二波的冲击。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出口虽然在慢慢恢复，但是它的速度并没有非常快。最后一波冲击可能就来自于金融，全球的金融动荡，现在我们已经感觉慢慢向实体企业传导，疫情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并且也增加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这件事情我相信大家都是有一些感觉和共识，特别是供应链是一件国际化的事情，一旦牵涉到国际政治的动荡，供应链是非常脆弱的。

　　但是在这样大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却认为中国可能会遇到百年以来一次拐点的历史机遇，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想请大家看看下面四个方面。

　　在国内疫情得到控制之后，中国经济重启的速度非常惊人，这得益于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拥有最完备的供应链基础设施建设，在一个国家可以完成从研发、生产、设计、制造、制造、销售的全商业流程。少数的产业链要外迁这件事情会发生，但是供应链迁移的背后牵涉到的耗时长、难度大、成本高，目前在全球看并没有一个地区可以完全承接中国供应链的转移。其次中国拥有最完备的产业供应链集群，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网络的中心，中国制造业供应链的强大韧性，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具备了进行经济内循环的完整产业链循环的核心供应链优势。第三个是中国拥有全球领先的生产及物流服务体系，疫情从1月份开始爆发，在3月份的时候我们的母集团富士康在全国27个工厂已经复工复产81万人，复工率是93.7%，这个数据是真实的。我们的复工复产直接带动的就是近百家核心企业以及上下游1万余家中小型企业的同步复工复产，这不仅仅稳定了全球电子产品的供给。大家知道疫情的时候电子产品是非常缺的，在欧洲、美国等国家都开始在家办公，手持电子设备的产量，在海外的订单不断加剧，但是传统电子设备销量没有以前好。随着经济和疫情的改变，我们的供给也产生了不同的变化。这一切富士康之所以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复工复产，以及为全球带来不停的产品电子供给，这和中国成熟的供应链和物流体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四是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品产业分类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在全世界500多种工业产品当中，有220多种中国的产量占据世界第一。经过这次疫情，一方面将促进中国在全球供应链顶层体系的搭建以及整体应激措施的建设上会更加完善，另一方面也让中国更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的国际供应链体系建设，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现代化供应链。这也是中国为什么这次可以这么快恢复经济。

　　供应链和新基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新基建与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同的是，新基建主要指发力于科技技术的基础建设和设施。我们认为新基建的核心要素是以5G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为载体的全方位技术升级。我们和新基建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供应链的从业者既是新基建成果的享受者，我们又是整个新基建过程的贡献者。信息化基础建设的成型，无论是从硬件还是软件方面，使数字化供应链的升级转型变成了可能，而供应链技术的数字化升级又可以反向给制造业的核心企业进行赋能，做到真正提质增效。在供应链领域，我们认为新基建代表的是数字技术和物流运营全面的融合，这不仅仅会影响到企业未来的生产效率，同时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重塑供应链以及社会物流效率的生产方式。

　　看到这么多机遇，我们也会发现供应链在中国发展也非常多年了，这几年的速度在慢慢提速。供应链虽然在新基建中会受益，但是我们也会面临很多的挑战和不确定性，特别是在后疫情时期，不仅是已经加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新兴市场的全球化程度，我们认为可能会下降，对于那些还未完全还未融入的国家和地区，下一步融入的难度也会增加。我们看到很多跨国型的品牌企业在有意识地缩短自己的供应链，甚至把自己的供应链更加区域化布局，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在这上面还有一个非常深层次的因素，就是各个国家之间的运输通路，也就是运输资源的紧缩，原来每个企业最关注的是供应链成本，但是我们认为未来所有的企业会逐渐变成对供应链风险及需求的预测，再加上执行效率的关注。因此供应链需要从被动的后置管理逐步转型成以需求预测、以风险预测为前提的前置管理模式。

　　回顾了以上所有的问题，准时达是脱身于富士康生产制造体系的一家供应链管理企业。我们从一个单纯的物流单位发展到今天的整体供应链管理公司，我们越来越深地感觉到其实在供应链管理的升级过程当中，更加前瞻性地服务模式，要深入企业内部，了解他的供应链痛点，并且打通从研发、计划、采购、生产、交付、服务的整个链条，让各个环节实现优化，在准时达内部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提质增效、降本减存”。所以我们认为从传统型逐步演变到前瞻性的服务模式必将会成为供应链的发展趋势。

　　在B2B的供应链管理当中和to C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最大的难点是实时协调供应链各方的协同管理。我们在实践中逐步总结出从海量运营数据收集开始，再到利用数据协助企业管理，助力决策的完整算法。运用IOT技术收集大量的基础运营数据，通过数据的预测能力以及一些算法，再加上资源的协同共享，以及把供应链上的实时信息同步传递给供应链上的各个参与者，让他们看到实时的状况。供应链各个环节的沟通效率以及对风险的预测能力会成为每个企业甚至产业核心的竞争力。谁能够先开发出整体协同C2M2C，即端到端供应链协同技术，就一定会成为未来物流供应链的行业领军企业。

　　针对以上的问题，准时达目前推出的一个产品方案叫MDS系统，以前传统物流企业或企业物流的模式是由人进行沟通，由人进行决策，以及相互协作的工作来完成的供应链。我们认为随着信息化基础建设的完善，未来供应链的趋势一定是以数字化为驱动，是整个供应链上下可以协同的模式。我们的MDS是以数字化为驱动的工业协同供应链服务平台解决方案，MDS利用的是供应链信息化的手段打通链条上的信息孤岛，帮助企业缩短供应链环节，降低供应链总成本，把传统制造业由单一单向的连接方式逐渐转向网络化、多层次、全方位的连接，这是一套融入了“软件+硬件+行业解决方案”的整体整合平台服务模式。目前我们已经投入使用的是准时达的前台模式，我们把它命名为Juslink，从前台的角度我们希望用户得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想提供的是企业供应链全程端到端的运输可视化，加上全球库存的动态与静态的可视化，通过信息系统的力量帮助企业把上下游的物料管理串联在一起，最终提升供应链的数字化以及智能化管理能力，使得供应链全程都能在企业的掌握之中，实时掌握才能更好地掌握供应链的状况。以前的后置管理都是发生了问题再去解决问题，好像每天都很忙，忙的是什么？就是解决问题。如果问题能够提前预知、提前预测、提前解决，我们的生产效率和工作效率也都可以得到相应的提升。

　　我们非常有幸可以亲历和见证新经济下供应链的变革和发展，这样的发展也为供应链的发展带来非常丰富和具体的场景。这里我向大家展示的基于富士康工业制造中的真实场景，供应链的复杂程度往往远超于我们普通人的想象。比如一个知名的品牌厂商，他的材料上游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零部件可能同时在30多个国家的园区同步制造，同时这个产品要供应到全球100多个国家销售。这绝对不是单一企业可以承担的责任，一定是供应链上各个企业一起协同运作。富士康创始人郭先生一直提到科技制造企业应该实现六个字“云移物大智网”，简单来说就是云计算、移动终端、物联网、大数据、智能中枢以及5G网络。作为协助富士康科技集团全面科技升级的物流单位，这六个字的核心内容在我们的这些场景中都得到了充分运用。所以准时达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供应链物料端到端的运送模式，我们更提供的是B2B制造行业的整体解决方案，这个才是供应链未来的价值和趋势。

　　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分享更多，我利用这张冰山跟大家讲一个问题，疫情终将结束，对于新经济环境下的制造业，树欲静而风不止，市场对降本增效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这也是目前很多制造型企业的核心痛点。然而我们目前能看到的、能摸到的，甚至说我们能感觉到的痛点其实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我们必须通过数字化的能力打通整个供应链，去看更深层次的问题。以前有人讲赢供应链者赢天下。通过这一轮新基建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认为中国一定会出现一批领军型的供应链创新型企业，进而为中国供应链在全球的变革环境中抢占先机，并且保证我们国家在全球经济的领先地位。所以我认为供应链在未来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去实践应用，我们把这些技术应用到我们的真实场景当中，真正帮助制造企业和核心企业降本增效以及效率提升，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价值。如果大家后续有任何想沟通的我们可以继续沟通，谢谢大家。

　　邢早忠：谢谢毛先生的精彩分享。准时达积极应对各种挑战，不断地基础行业的痛点，顺应发展的趋势，创造了以数字化为驱动的工业协同供应链服务平台，为构建中国特色的供应链体系做出了突出贡献。

　　接下来有请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先生发表演讲，他的演讲题目是“疫情冲击下的全球经济金融”，掌声有请。

曹远征 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

　　曹远征：跟前几位发言者相比，我是来自于传统金融的，我是来自于中国银行，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是中国银行的全资子公司，我是全球中资背景最大的大宗商品交易商。

　　刚刚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这是面向现代化的规划，其中科技创新是核心，而且会形成一个新的发展格局“双循环”。对于科技企业来说，对于新基建来说，一定是要调动两个市场、使用两种资源。这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除了你们看到的物理的物质产品市场，其中还有金融市场。

　　金融开放从一般意义上理解是两件事，一个是金融服务业的开放，第二个是国际收支资本项的开发，通常来说就是资本的自由流动，目标是可兑换性。这种开放在大的经济体和小经济体是不一样的，对小经济体来说可以一开了之，换而言之就是把自己的货币政策挂在全球的货币政策上，或者挂在全球的主要货币国家的政策上，比如香港就是这样的，香港是没有货币政策的，所以香港的货币政策就是美国的货币政策，香港的利率就是美元的利率。但是对大国来说不能这样做，大国由于本身的经济体量非常大，国内的发展是非常不平衡的，必须要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同时大国的体量非常大，意味着本币有极大的市场。对大国来说，就是本币资源的动用和使用，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币的国际化。你会看到各个大体量国家，又是贸易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它的本币资源使用往往是国际使用的。无论美元、英镑还是日元以及马克、欧元都是如此。

　　在这样的情况下，金融开放在大国条件下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讲服务业开放会看到各国的金融服务机构对本币资源的争夺。我们在本世纪初加入WTO的时候，大家非常担心中国金融机构非常脆弱，可能接受不了这种开放。但是20年来，外资金融机构是从中国金融市场撤退，不仅仅是表现在银行，也表现在保险公司，不仅仅表现在机构，还表现在上市公司的股本，为什么？很简单，对于任何一个以本币资源为主的市场，零售业务是最重要的业务，零售业务是粘住客户的用户，因为也客户所以有存款，因为有存款所以有贷款，构成了本土银行的竞争力。全球无一例外，零售业务永远是本土银行比外资银行强。我们也有体会，中国银行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我们伦敦行已经快100年了，但伦敦行依然是小行。很多外国银行在中国开了分支，但是业务很难做大，因为他没有本币资源，本币资源最大的获取就是来自本土的零售带来的存款。很多科技金融都是在零售端做得好，在零售端获取资源。

　　金融方面的开放不是令人担心的，这也构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对外资金融机构的股比限制取消了，扩大了金融开放，这意味着金融机构开始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就是国际竞争，是在同台竞技，为各位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金融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基本做到了金融服务业开放。

　　第二个是资本项目的开放，这个问题稍微有点复杂。过去传统理解资本项目开放一定是本币和外币可兑换。但是本币和外币可兑换以后，资本可以自由来往，一旦短期资本一会儿冲进来，一会儿冲出去，那么就会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带来严重的经济问题，2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么发生的。所以从那以后资本管制就变成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我20多年前下岗分流进入中国银行，我见过亚洲金融危机的惨烈，我们也能理解资本管制的意义。但是作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资本一定要开放，开放的流动性加大以后又不敢开放，我们就处在这个矛盾中间。1996年中国宣布2000年中国实现全面可兑换，但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全面可兑换是我们的目标，但是没有时间表，包括十年前这个时间表开始逐渐奠定。我们现在做的是分成两步走，第一步是资本项下的本币开放，第二步是资本项下的本外币可兑换，这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

　　如果从资本项下来看，IMF的标准有41个科目，中国大多数科目都实现了可兑换或基本可兑换，唯有三个科目依然保持管制，一个是外商对华投资需要审批，第二个是外汇进来需要逐笔审批逐笔核销，就形成你们在合资当中遇到的投注差的问题，协议投资和实际投资有差别，这是外币管制带来的结果，中国居民不可对外付账，第三个是中国资本市场，尤其是二级市场不得对外资开放，这就形成了A股、H股，外部资金不能进入中国市场的原因。如果外资要进入中国市场需要特别的管道，就是QFII的安排，十年前是这样的。

　　但经过十年的努力以后，我们发现这项可以用人民币来做到。比如现在外商对华投资，如果用人民币做没有任何限制，没有投注差，而且可以一笔到账。这也促使了海外的对华投资用人民币的热潮，我曾经帮助很多企业在香港市场筹集人民币债，然后投资到大陆来，比如麦当劳就是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然后用人民币投资国内市场。第二个现在中国居民依然不可以对外以外币负债，但是对外可以用本币负债，比如跨境人民币贷款，现在跨境人民币贷款、跨境人民币发债、跨境债券安排日益成气候。第三个中国资本市场现在还不对外币开放，但是对本币是开放的。比如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如果没有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就有沪伦通了，上海市场跟伦敦市场互通，这是全新的经验，我们叫先流动后兑换，而先流动后兑换只有大国能做到。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由人民币的国际化导致两个市场在开始，这个割裂在打通，然后逐渐形成了双循环打通。

　　展望未来，这个形势还在发展之中。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使得这个趋势更加明显。新冠肺炎疫情固然对经济有很多的影响，但是新冠肺炎疫情这件事本身带来新的思考，它可能是全球范式的改变。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这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它既不是外生的，也不是内生的，它是一种新型危机，它所带来的问题远比我们想象的严重。我们知道在经济活动中人是最活跃、最基本的要素，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是基本的条件。但是在传统中我们认为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是资源进行的，是自我维持的，对经济活动来说仅仅是付给你足够的薪酬，生而淤泥、家庭幸福，第二天高高兴兴来上班。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重挑战是这个过程不能自动生成，必须人为干预，劳动力的生产、再生产条件不能自动产生，不是很顺的过程。由此疫情内生于经济，疫情由此就变成生产要素，只不过这个要素的贡献是负的，这就叫抗疫常态化。在未来的发展中会看到佩戴口罩，减少社交聚集，1米的间隔，到哪去得扫码，今后的工厂设备通风要进行考虑，这就叫生成过程。当疫情内生于经济，稳定劳动力生产、再生产条件是第一要务，抗疫就是最好的经济政策。但是抗疫，在疫苗和特效药尚未出现以前，最好的办法也是最传统的办法就是隔离，但隔离跟现代经济是有很大冲突的。现在的经济是全球化的，要求互联互通的，一隔离不就通不了了嘛，经济必然衰退。所以衰退是抗疫的代价，抗疫越坚决衰退的程度就越大，那么就变成你在衰退和抗疫之间做一个权衡。

　　疫情的严重化，衰退也会出现，为了避免衰退就需要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为代表。但这个政策上会看到，一个新的悖论出现，什么悖论呢？我们过去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刺激总需求的，但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衰退还不是需求下降带来的衰退，最重要的是供给下降带来的衰退，而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没法应对这种衰退。那么就出现一个情况，经济越下行越要刺激，越刺激越起不来，还要刺激，这是今年10个月以来看到的全球状况。这时候宏观政策就发生深刻的变形，它不是针对提升经济增长的，它是针对保住未来增长基础的，就变成纾困，纾困是构成现在宏观经济政策的要义。为什么中国好呢？中国经济开始走出困境了，所以我们才在这里讨论伟大的设想。美国疫情现在已经到了高峰，每天感染13万人，总感染数超过1000万但是美国的感染人数占了全球的1/5。未来是什么前景呢？如果疫情按照正态分布，政策能覆盖的时候才属于正常状态，但现在全球的态势，现有的政策不足以覆盖，就会先系统性紊乱。

　　有一件事提醒我们，今年肯定是在疫情中度过了，甚至明年都会在疫情中度过，如果病毒是生产要素，这意味着人类进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就是跟病毒共生共存共同博弈，抗疫由此常态化。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金融风险在加大，如果疫情继续严重，还要继续纾困，还要继续放水，是通过印钞票的办法来支持国债，然后形成赤字，来对冲疫情带来的衰退，这一定会带来国际货币的混乱。今年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元的变动，形成人民币的大幅波动，并不是人民币在贬值，而是美元指数在变动。过去10个月的时间，人民币从高点的7.2元现在变到了6.5毛钱，短短三个季度六七毛钱就不见了。这给在座的高科技企业一个提醒，汇率风险可能是在疫情共处这个时代很重要的一个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能做的话最好用本币，最好用人民币，它可以回避汇率风险，因为你的资产负债表都是人民币的资产负债表。与此同时，你要特别考虑在这个市场融资中的币种错配问题，考虑资金来源中的币种错配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想要技术进步、想要创新，除了你们要有本身的科研研发能力以外，恐怕还要有控制风险的能力，而现在的金融风险是在加大之中的，控制风险是第一要务，这对很多企业来说，明年是建立一个巩固的资产负债表，现金流为王的时代。谢谢大家。

　　邢早忠：谢谢曹董事长的精彩分享，疫情下对全球经济金融怎么做，曹董事长给了很多意见建议，从本币业务也好，零售业务也好，发展科技也好。疫情是不是偶发事件？虽然延续一年，也可能两年，但是曹董事长说了人是最活跃的因素，我们相信人类能够通过技术的发明、药物的发明能够控制住疫情，疫情控制住了，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就会进入常态。

　　接下来有请埃森哲大中华去企业技术创新事业部运营与交付总裁贾缙先生上台演讲，他的演讲题目是“借力新基建数字化转型再提速”，掌声有请。

贾 缙 埃森哲大中华区企业技术创新事业部运营与交付总裁

　　贾缙：各位嘉宾好，今天非常有幸参加这个论坛，我代表埃森哲把我们做的关于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调研结果跟各位嘉宾做一个分享。

　　埃森哲是一家全球的咨询以及IT服务公司，全球50多万员工，在大中华区有1.7万名员工，我们大中华区定位为数字化转型，卓越伙伴，希望帮助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这件事情上做得扎实。

　　今天的讨论是基于新基建，像充电桩、城际铁轨来说，这和我们做的东西稍微远了一点，我们更多是聚焦在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5G等。这次的新基建构筑了一个数字底座，跟传统基建是一样的，建一条路的结果并不是为了让路上跑车，而是希望能够通过增加交通带来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要讨论的是一旦等我们有了数字底座之后，通过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真正把我们的经济做好，这是需要我们去考虑的，也是所有中国企业要考虑的事情。当国家把基建做好了之后，在上面企业应该做什么，如何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创造真正的价值。所以中国的企业，在我们平时的接触或调研中，所有的中国企业都在做一件事，你去问任何一个企业都会说在做数字化转型。

　　但是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是有很多挑战的，比如到底从哪开始转，转的路线图是什么，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或者我想转，但是我本身自己的体系架构不好，或者我自己的组织架构不好，或者我的企业内部没有能够支撑我做转型的技术人员，或者说我就没有这种文化，还有安全方面，很多企业都没有考虑这些。大家都知道要去做数字化转型，但在实际开始做的时候却又困难重重。

　　我举一个例子，这次的疫情，这是我们调查的一个结果，疫情来了，基于过去若干年的技术进步，数字化手段的丰富，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企业非常快地开始做远程办公、线上授课，这种对数字化手段的浅层应用在中国现在已经相当普及，没有问题的。但是当去看企业能否用数据或者数字化手段在疫情面前产生价值的时候，大家看底下这一块，中国很多企业还做得不好。比如云，我们通过调研，中国企业94--95%都已经摸到云了，多多少少在做云的东西，但是全上云的企业现在只有30%多，像云这种先进的技术，它的潜力还远远没有被释放出来。其他的像使用机器人自动流程化，包括利用人工智能做决策，真正把先进的科技用到生产的过程中产生价值的时候，很多企业做的是不对的，或者做的不好的，或者还没有开始做，这就是中国企业的现状。

　　三年前我们就开始做一个研究，我们想回答一个问题，中国企业做数字化转型的时候做得好还是不好，哪些企业做得好，哪些企业做得不好，或者哪些企业因为做对了什么才做得好，或者哪些企业应该做什么才能追得上去。

　　我们跟工信部三年前就做了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指数研究，我们希望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来描述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我们首先是用三个维度来描述一个企业，任何一个企业都会有这三个方面，第一是内部运营，这是企业自己内部的，包括供应链、人事、财务等。第二是主营增长，这是对外的，所有跟客户的触点、跟供应商的触点。第三是商业创新，利用你自己新的技术，利用你对这个行业的理解创造出新的产品或新的服务。我们拿这三项来描述一家企业做数字化转型做得好还是不好。但是光拿这三项还是太粗，我们又在每一项里面进行精化。把这三个大维度一直细分，最终我们分了52个维度去观察这个企业，在每一个维度上我们都非常简单地给它一个得分就是0-100分，做得好是100分，什么都没有做是0分。把这50多个观测点的数据综合起来做一个平均就得到了一个分数，这个分数就叫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同理这个数越高说明这个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做得越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过去三年我们的研究结果，大家可以看到左上角三个图，这是平均得分，每一年我们研究的企业300-500家不等，有些企业连续三年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有些企业有出出进进。但是我们对研究的行业是没有变的，我们聚焦九个行业，金融和互联网是没有包括在内的，更多的是制造业。在我们所有研究的企业里面，我们找出一些数字化转型的领军者，怎么定义这个领军者？他做好了内部运营和主营增长之外，又用数据或数字化的手段产生了新的产品或服务，同时这个新的产品和服务所带来的营收超过他自己营收的50%，确实是转型的企业，这种企业我们叫领军者，领军者的比例也是逐年提高，但数字还是非常小，从7%增长到11%。我们进一步把领军企业和一般企业的得分进行观察，领军者和非领军者在过去三年几乎是以同样的速度发展，并没有说领军者因为占据了先机所以停下了前进的脚步，几乎是用同样的速度往前走，给人一种强者恒强的印象。特别是这次疫情给这两类企业带来的影响其实也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看领军企业，我们举一家例子，其实还有很多案例在我们的报告里。这是一家电子产品制造商，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企业，因为客户的要求，所以没有公开名称。这个企业的产品出货量常年居于世界第二、第三位，曾经达到过世界第一。这次疫情来了，因为他在疫情之前已经打造了非常有韧性的供应链系统，所以在疫情发生的时候，他的竞争对手的出货量是下降的，而他反而逆势上扬，所以稳居世界第一。疫情带给所有人都是危机，有危有机，这是一家如果充分抓住机会，实现超车的优质企业。

　　我们看美的和中化，领军者企业注意的是什么，和一般的非领军企业的差别是什么。最大的差别，一个是韧性，一个是创新。在韧性方面，领军企业的得分是非领军企业的1.6倍，创新是1.8倍。一个一般的企业如果得分是50分的话，韧性和创新，领军者得分在80-90分左右。比如美的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也是国人引以为豪的企业，他们的人均创收每年是250万人民币，他就是把所有的运营全部是云驱动、数据驱动、智能决策驱动。他在这次疫情中的复工率，在3月份的时候就达到了85%以上，他还能帮助供应商，供应商在3月份也达到了96%的复工率，整体来说对他的影响估计看不到，他今年的营收是增长的。从创新来说是中化，这是一家传统的化工企业，但是他自己建造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可以一目了然看到所有运输特殊物质的车辆在哪，以及运力怎么样，这个系统很早就打造好了，平时是给自己用的。这次在疫情中就开放给所有的化工企业，如果你想要找一个运特殊材料的车，通过这个平台马上就可以看到哪里有车，运力是多少。他通过这个平台，现在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制造企业开始进入到一个平台企业。

　　最后来回答一个问题，领军者企业和非领军者企业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如何赶超，我们列了六点。在这六点上，领军者的得分和非领军者的得分差异非常大，第一点全数据，我们要求所有的数据都能够收集起来，整个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的数据是应该能收集起来的。还有渠道，这个就不说了，中国是非常强的零售业大国，全渠道。包括IT系统的先进性，虽然90%的企业已经够到了云，但是不是真的利用到了云，打造一个强有力韧性的IT框架，还有很多企业还没有做到。后面两点特别虚，但又特别重要，第一是人的培养，第二是文化的建设，人跟组织，你要讨论转型是躲不开的话题，这跟技术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又非常重要的。

　　我们每年都会出报告，连续出了三年，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出这个报告说数字化转型很重要，这个东西是一把手工程，一定要董事长、CEO亲自挂帅。第二年我们强调做数字化转型不能只做一个方面，从运营和对外以及创新三管齐下才能看到结果。正好今年有新基建，所以企业要抓住新基建发展的机遇，利用技术推动六大要务加速实现转型。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下载报告的全文，里面有很多案例，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和参考，我说的就这些，谢谢大家。

　　邢早忠：谢谢贾总的精彩分享，埃森哲公司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当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非常感谢他，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在推动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埃森哲也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感谢贾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以上嘉宾的精彩分享。

　　下面的环节是嘉宾圆桌对话环节，我们有请至顶网总经理兼总编辑、奇客故事主笔高飞先生上台主持，掌声有请！

　　高飞：我们今天的对话是在最后，但是好饭不怕晚，大家在晚饭之前可以吃一顿思想的盛宴。我们这个对话的主题是新基建、新动能和新引擎。什么叫新动能呢？我们知道新基建包含了一系列新的信息技术、云计算、大数据，这些技术不是开发出来就可以了，重点是要用，用在哪呢？主要是用在传统行业，也就是能为传统行业带来哪些新的动能，国家有一个词叫产业数字化。第二个词是新引擎，什么是新引擎呢？新的技术本身就是非常大的产业，拿5G来说，5G相关设备的产业价值有数千亿人民币。借着新基建相关的技术如何推动中国的科技创新，这就是新引擎部分，也就是数字产业化部分。带着这两个问题，我们今天请到了四位嘉宾，美国工程院院士、美国科学与艺术院院士、美国第三脑研究院院长陈世卿先生，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副总裁蒋金水先生，平安金融壹账通Gamma CEO区海鹰先生，深圳市智慧杆产业促进会会长王海龙先生。

　　首先第一个环节是新动能部分，也就是新基建如何服务传统产业。第一个问题我想抛给一重的蒋总，我们知道一重是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央企，在传统老基建的时候贡献了很多的力量，现在我们国家提倡新基建，我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面对新基建，我们老基建的带头人觉得是一个挑战还是一个机遇？

　　蒋金水：我是蒋金水，来自中国一重集团，一重这个行业跟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朋友可能了解得不是很多，因为它是从事重型装备制造的行业，跟在座各位的行当可能差别比较大。刚才埃森哲的贾总讲了很多概念，对我们一重很有启发。提出新基建这个概念，对一重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为什么说是机遇？我觉得以5G、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为基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给传统制造业提供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它能推动制造业从设计到制造还有服务能力的提升，同时为变革这种生产模式，它提供了一个新的技术支撑和平台。人工智能技术如果把它应用得好，从产品设计开始就是智能化设计，再到整个制造工艺流程的智能化，最后到服务的智能化。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新一代信息技术能有效地促进企业内部提质增效，提高管理效率，这个比较好理解。第三个层面就是5G技术和工业互联网的应用，它能有效地支撑企业内外部价值链的共同提升和发展。

　　说它对我们企业也是一个挑战，像一重这样的重型制造企业，它的制造特点是产品技术非常密集，产品的产量是单件小批，而且是大规格大尺寸，制造工艺从热加工到冷加工再到装配，时间非常长，短的要几个月，长的是五六年，像核电装备要50个月才能交付。传统基建通过能力的提升很快能见到量和订单的发展，新基建对制造企业，我们对产业的认知度目前还不是很足，所以在人才、资金、信息技术资源方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

　　高飞：一重也是国家的创新示范企业，代表着在新基建领域已经做出了一些创新举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面对新基建的要求，有没有一些思路可以给传统的制造业企业有一些启发性的建议？

　　蒋金水：新基建对重型装备制造业，从我们目前所开展的工作来讲，我们还是要做好顶层设计，对我这样的制造企业，新基建技术也好，数字技术也好到底需要什么技术，我们现在也聘请专业的公司给我们做数字化转型的“十四五”发展规划，这是做顶层设计。第二个是选择能优先采用或做数字化转型的行当、产品、制造流程进行试点突破。

　　高飞：也就是说先做好顶层设计，然后找一些试点的项目先做起来，看到效果再逐步加大投入。

　　接下来的问题问陈院士，大家知道新基建分三层，第一层是信息基础设施，第二层是融合基础设施，里面有技术、有行业，比如智慧医疗、智慧制造等，第三层是创新基础设施。想问陈院士一个问题，您刚才演讲的片子里面把超算技术、AI技术也用到很多行业里面，您这么多年一直致力于把技术应用于行业的应用当中，您的体会是什么，怎样才能把技术融合好，在企业里面发挥更大的价值？

　　陈世卿：我几十年来从来都没有离开工程项目，一直在实验，而且不但在实验，而且走在别人前面。一个公司或行业要走到人工智能这个时代，你一定要放开，不是跟着人家走，看别人怎么做再做，你一定要能够用综合很多学科找到一个新的路，你一定要有这个胆量，否则你看着人家做已经来不及了。

　　高飞：也就是说在面向技术融合的时候，我们不可能等谁做出一个模板我们照着做，这个事很难，我们只能自己尝试着做，这就既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对很多传统行业而言如果创新失败了怎么办，这会有一些顾虑，这里面有没有一些窍门可以分享一下？

　　陈世卿：大公司可以尝试创新，小公司就要跟着人家抱团，但是抱团中要找一个项目来做，以项目来带队，你要参与，也许你从参与中很快就学到经验，一定不要希望人家做出来了我再跟着走，这样太慢了，一定要快，大公司可以自己做，小的就是抱团跟别人一起做。

　　高飞：也就是创新固然可能会失败，但是在技术领域创新是唯一的路，落在后面肯定是不行的。

　　接下来的问题问一下王会长，我们知道智慧杆产业的前身是路灯等道路上的设施，明显属于老基建，但是我们做的事情又是新基建，我想问的问题是新基建、旧基建是怎么过渡的，怎么把旧基建提升到有新基建价值的产业？

　　王海龙：现在的新基建讲的比较大，但是要能够落地，我们原来叫灯杆，是一个简单的灯杆，大家觉得是非常老的，民国时期就有的，最早是用汽油灯，慢慢转化成电。但是现在大家如果用心观察的话，原来路上传统的灯杆变成了有监控、充电桩、灯箱广告屏、WIFI等，有了5G之后能支撑车联网，包括万物互联，对井盖的监控，垃圾筒的监控，空气、水、土壤的监控，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应用，城市的基础设施都是需要的。特别是我们国家把5G当作国家战略层面的任务，5G要落地，它是高带宽、低时延，所以它的密度非常广，一般窄的地方大概150米，宽的300米左右就要建一个基站。目前5G还是新业态，成本还非常高，大概要100万，最重要的还落不了地，5G是有设备、有天线，还要电力、光纤接入，还要杆体支撑它，所以它需要有支撑杆，有电力、有光纤，这样一来就把原来几千块钱一根的杆子，现在已经变成了15-20万一根杆。大家如果有兴趣，在1号馆信息技术与产品展示，特别是昨天高交会新闻发布会艾学峰副市长答记者问的时候，记者问他5G来了以后，深圳是独立组网的城市，带来了哪些5G应用？艾学峰副市长说带来了5G+智慧杆，智慧杆就是我们推的多杆合一，5G微基站、5G智慧城市、智能医疗，他说最值得看的就是1号馆信息技术与产品展示的5G+智慧城市、智慧杆组团展览，欢迎大家去看。它带动了差不多上百倍的增长，利用这次新基建的政策可以把老基建都带动起来。

　　高飞：您刚才提到的数字传统灯杆是几千快，智慧杆是十几万，首先是百倍的投入变化，有没有大概估算一下我们投这样一个杆它的回报率？变成智慧杆以后，这个杆能产生的价值放大的倍数是多少？

　　王海龙：经过深圳市建管运维建设单位特区建发旗下成立的一家深圳市信息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测算了一下整体造价水平比单个照明的电灯杆成本还下降了16.7%，比如单独建5G基站，一个基站就要十几万，还要建充电桩，还要建LED灯箱广告屏，还要建监控，还要建WIFI，把这些整合在一起以后，比单个建成本还要下降16.7%，虽然总体成本上涨了，但是综合运用的成本下降了。

　　高飞：关于丰田和特斯拉的市值比较，特斯拉一年产车是几十万辆，丰田一年产车是上千万辆，但这两家公司的市值是一样的，这有点没地方说理，但是证明一件事情新技术的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问一下区总，平安是左手金融，右手科技，我们说数字化转型首先要有数据，金融行业肯定是转型最迫切的行业，您觉得传统行业利用新基建的技术能够在哪些方面创造出最大的价值？

　　区海鹰：金融可以说是最古老的一个行业，特别是传统银行和保险公司，现在是面临非常大的挑战，一方面从业务来说就遇到互联网公司挤入金融这个领域，大家都看到用互联网公司的那种销售模式，一天就从零售都可以卖上千亿的基金，他们的这种销售模式是非常吓人的。传统银行虽然前期他们在信息化里面投入很大，新基建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好的机遇，如何从原来旧的技术框架转型到一个新的分布式的技术架构。但是这又迎来另一方面的挑战，因为原本的系统都是一个烟囱型的设计，所有的信息都是不打通的，一个功能，比如贷款是一个垂直的系统，基金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投资又是另外一个，底层数据是完全没有打通的。刚刚埃森哲的顾问也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点，很多银行都有投入做云，但是转型为什么还没有发生？首先是一个系统架构上整体的调优，从以前的集中式模式到分布式模式，就是一个很大的跨越。所以从这点来说，新基建对于传统金融行业并不单单是把硬件设备建起来，其实更重要的是帮助银行整体架构的转型，整体数字化的转型。我们平安在这块是最早实现的，平安在十几年前就做了一个后援大集中，其中一部分就把所有的系统做一个大的整合，做一个集团统一的数据标准、统一的数据架构。也基于这个经验，我们把这个方案形成了几个不同的维度帮助银行做数字化转型。一个是中台的概念，我先不把所有的烟囱全部砸掉，因为这个风险还是非常高的，我在上面架一个中台，一个是AI中台，一个是数据中台，一个是业务中台。数据中台比较好理解，像八爪鱼一样，触达到几十个烟囱里面，把所有需要的数据都整合到一个统一平台，对数据做统一标准、统一治理、统一提升，最终我们不是把数据纯粹整合在一起，更多是把这些数据变成真正的数据平台来提升能力，比如对人的画像，对企业的画像，对车的画像，这样整体在数字上的价值和资产上做提升。以前我们都是以银行为核心推出产品，现在我们要更多以客户为中心来进行产品设计。马总说过平安最成功的一点是一个客户一个账户一站式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以客户为中心的解决方案。所以整体新基建要围绕这两个大的方向。

　　高飞：我大致理解分成几步，第一是技术不一定是集中的，有可能是分布的。第二是数据要进行一定的整合和打通，数字化转型是数据的使用，如果数据本身都是分散的，这就没法用，就像不知道家里有多少钱一样。第三是有了这些数据以后可以针对用户进行个性化服务，这样就是比较好的转型路径。

　　我们说完了动能，接下来说说引擎。首先请教一下陈院士，在您来看，中国的AI产业和算力产业在全球是什么情况，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的优势是什么？

　　陈世卿：从东西方来看，西方是到处开花，我们是后起，第一个我们人才不够，如果没有足够的人才，尤其是中高端人才，能够开发的人才，这方面是我们最大的缺点。我说目前需要500万中高端的人才，是能够开发的，但现在只有5万人，这5万人都被大公司拿走了。没有足够的人才能够开发，这是赶不上的，像美国是到处都在开花。我现在已经在四川大学下面有一个人工智能学院，做出一个版本来，然后我们准备迅速在全国复制100个，这样才能够在5-10年里面，一边人才培养，一边把应用开发出来。怎么开发呢？一定要拿项目开发，通过项目带动，而不只是课程，比如把智慧杆连到边缘计算，智慧杆连到火车、高速公路紧急救护。

　　高飞：您刚才说的是人才瓶颈，您觉得这个瓶颈主要出现在哪？是我们教学的内容和产业脱节还是什么？我们是人多，但是人多不见得就有领军人才，比如体育界说我们这么多人，怎么足球就踢不出亚洲。像AI人才，我们怎么就培养不出500万AI人才呢？这是什么原因？

　　陈世卿：因为这是新的方向，因为太新了，所以一定要做示范点，第一个最重要，要什么样的实验环境，什么样的项目开发环境，什么样的职业人才来带。必须要像师傅带徒弟一样，比如有智能超算做算法的，教他们怎么做算法，比如怎么样用脑机融合的技术开发各种应用，这方面我们要超前。

　　高飞：一重在示范上有什么带动技术创新的地方？特别是您刚才谈到有些项目带动，有哪些项目？可能传统行业说我们也照着示范一下。

　　蒋金水：目前我们的做法，能看得到的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智能产品和服务设计，新技术和创新的融合，还有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在自动化技术和信息化技术相结合应用上，我们从产品设计出发，打造智能化的产业，把比较经典的有批量的产品，智能化设计、智能化制造，不但要智能化设计，还要设计出智能化的产品，我们现在就有很多批量化的，设计流程比较固化的产品，我们按照智能化的设计来做。第二个是要加速先进制造技术和信息化技术的融合，我们开展5G技术的应用，和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开展合作，利用5G技术实现高清视频监控、车间全数据采集，还有机器视觉、产品质量检验等的应用，实现产品的设计、制造、仿真和模拟、装配，提高整个生产效率。第三个是把生产过程能实现智能化的基础上进行数字化制造，比如说炼钢环节，尽管钢种成千上万，但是每一种成分以及添加量和添加时间是有规律的，中间大致的工艺是一样的，只是在量上不一样，但是我们归纳起来，实现智能化的技术，在智能化的基础上实现智慧炼钢，一键炼钢。还有大型装备的焊接工序，它的周期也很长，但是整个焊接的流程是一致的，这些可以采用区域智能化的做法，最终实现智能化制造。这些做法在我们重型装备制造行业是可以推广和复制的。

　　高飞：在产品智能化这块想多问一句，一般人可能根本就没有见过一重的产品，您谈到的很多一重的设备比如核电设备，这些设备我们感知不到这些东西如果智能了会怎样智能？它智能了之后，客户有哪些体验的改变，能不能稍微给我们讲两句，比如什么样的设备智能了是怎样的感觉？

　　蒋金水：一重生产的装备，最大的单台设备可以达到3000吨，长度可以达到50米长，直径有六七米，就这样大型的装备。我们如何设计智能化的装备？比如我们有一种装备是为钢铁企业服务的，比如热轧、冷轧设备，单台设备也有四五百吨。我设计的智能化装备，我把程序输入以后，钢材过来以后它就能实现自动化轧制，无论是提高生产效率，还是降低成本，提高质量，都是智能化的控制。

　　高飞：也就是通过智能化的手段，利用我们的设备让品控更加高质量。

　　蒋金水：把它设计为自动化装备，它能自己去调节制造流程，就像我们人脑一样。

　　高飞：接下来请区总谈一谈，您在科技行业浸润很多，我们这个话题是谈中国的产业创新、科技创新，刚才陈院士谈到了人才的瓶颈，接下来请您谈一谈中国在新基建领域有哪些优势？特别是您在平安，用科技手段服务传统行业，您觉得我们这些客户接受新技术的速度和感觉是怎样的？是不是像陈院士说的有一种争先的感觉，还是我先看一看，别人做得差不多了我再跟，客户的心态是怎样的？

　　区海鹰：特别是在互联网金融这块，我觉得中国已经到了全世界的前沿了，十几年前我们还在讨论为什么信用卡在中国没有办法很好地落地，信用卡在国外非常流行。但是十几年后我们完全跳过了信用卡，特别是线上支付，现金已经完全没有价值了。从这点来说，中国的消费者在新技术的使用上，他们其实完全是完全跨越欧美这个时代的。也因为消费者这么容易接受新的科技手段，因为这个都是往后推的，因为客户需要这种服务，所以也促使这些服务高速提升和增长。有了这么一个基础，现在央行推的数字货币，这个基础就很好推了。如果在美国同时推数字货币，我估计他们的难度要比中国难很多。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优势，消费者、消费群体对新的技术、新的模式非常高度接受，我觉得这是最核心的优势。

　　高飞：谢谢区总，刚才区总的例子特别好，我们当年讨论信用卡怎么就落不了地，突然发现有一天信用卡在我们这里就不存在了，需求倒逼我们跨越式发展。我们讨论完这两个话题，最后一点时间讨论一下新基建的落地问题。新基建的核心词是建，但只是建还不行，建完之后没有运营，建完的东西就会被浪费了，所以不只要建，还要运营，还要变成服务。最后一部分请各位谈一谈新基建建完之后怎么用，怎么让它有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比如建完智慧杆之后商业模式是怎样的，由谁来投资，谁来建设，最后的回报是怎么计算的？

　　王海龙：新基建之前有5G，结合软件和硬件，智慧杆原来是单一的，现在变成整体的平台，它不是一根杆，它是一个综合的运营平台。我们的智慧杆叫多杆合一，把各种功能整合到一起以后，总体投资上去了，但是投资额下来了，我们说它的应用，一方面是拉动经济、拉动产业、拉动技术的开发，另一方面关键的还是要应用。它应用在哪些地方呢？比如传统的灯永远都是亮的，我们的灯白天是不会亮的，晚上才亮。但是一般在下雨天的时候，或者夏天有时候这边很黑，那边很亮，如果传统的就不会亮，但是智能化的黑的就亮，亮的就关，这是功能性的应用，其实省电了，而且方便大家了。5G基站建设投入很大，产生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问题，应用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们怎么把它变成应用，包括电费，一个基站有3000瓦的功耗，很大，运营商可能挣的钱都交给电力公司了，怎么办呢？晚上的时候这个区域没什么人了，根据人流量或者没有人了自动关闭基站的工作，那这个基站就不再工作了。就像汽车停在那里的时候把油门关掉，就不耗油了。无人驾驶来了以后要有信号支撑，要快速接受指令刹车、转向，要快速接收信号，这个信号哪里来？就是5G。这5G建在哪里？建在两边的智慧杆上。汽车充电桩、无人机充电平台，原来一定要到指定的站点去充，现在不用了，我一边停车一边充电，包括无人驾驶、无人配送，续航时间比较短，将来的无人机快递没电了，就像家里的扫地机器人一样自动停下来充电，充完电以后又飞了。这个应用可以拉动很多的经济，大概有10万亿，这里面的应用非常多，今天大家也比较累了，所以我今天少说一点，如果需要的话我再多补充一点。

　　高飞：就是我们不是制造业，而是变成服务业了，服务业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区总，您觉得做好服务业的关键点是什么？

　　区海鹰：做好服务业最重要的还是以客户为中心，特别是我们现在的方案，我还是回到传统银行服务业，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到线上获取金融服务，就更加方便。整体来讲，整个数字化转型对传统银行来说要以客户为中心来设计，只要你以客户为中心来设计你的服务、你的产品，他们自然就觉得你的产品更贴心、更好用，就会有更大的市场。

　　高飞：蒋总，我们针对新基建有什么样的目标和计划？

　　蒋金水：像我们这种企业，数据的采集系统，企业里面有很多技术和商业上的机密，所以数据分析系统、采集系统，我们在顶层设计的时候，这部分的投资肯定都是自己投资的，剩下的网络技术可能就是公共的。我们是制造企业，公司提出制造向制造+服务转变，这种新的技术，5G、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平台给我们制造企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我们的产品遍布世界各地，我们用这种先进的网络化技术，在服务方面完全是颠覆了以前的服务模式，有很多技术问题可能通过在线就解决了。一个是拉近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另外从整个处理效率上也会全面提升。新基建对于传统制造业应该说带来一种新的发展动能。

　　高飞：我之前没跟几位嘉宾通过气，但是几位嘉宾的方向都是一样的，都是谈到服务业的创新，新基建的商业模式跟以前造完东西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把它变成一种服务提交给客户，客户的关系是源源不断的，是持续的，在线就提供服务了，而不是像以前造出东西，出了问题再飞过去一个人，这个成本太高了，服务为本是关键。接下来请陈院士谈一谈，您接下来还有什么目标？您刚才介绍的在健康行业、能源行业都有建树，接下来您以36岁的脑龄在想什么新计划？

　　陈世卿：很简单，就是永远不要怕，中国人有一点常常会怕，就是你一定要看到人家做出来，中国人其实有足够的聪明，跳跃式的想法。比如我们现在有很多新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可以把5G，无人机可以吊到半空中，到海上救援，到山上救火，像这种应用场景是很多的，只要你敢想，该政府出钱的，该企业界参与的都要一起来做，把这个场景做出来。中国人是够聪明的，中国有足够的市场，你只要做一两个成功的例子就滚动起来了。所以可以看到我有很多项目是国家级的，像这类的都会试着拿国家和企业的基金来做。

　　高飞：我总结四位今天的谈话，在态度上要敢于尝试新鲜事物，在运营模式上要以客户为中心，转型服务业，把新基建作为跳跃式发展的机会，这样新基建就必定能够助推行业和产业的发展。非常感谢四位嘉宾分享的精彩观点，也感谢台下的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对话到此结束。

　　我们对话环节结束之后，今天下午的高峰论坛环节也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新基建，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旧基建，在新基建的带动下经济一定会得到更快速的发展。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机会探讨这个话题，感谢各位，谢谢。